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再考——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二

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华阴,志石、志盖均保存完好。传世史籍及出土文献中有关唐初敦煌县令等任职人员的记载十分有限,根据志文我们可推算宋素担任敦煌县令的大致时间。通过对有纪年的唐初敦煌写卷进行梳理,可粗略了解宋素担任敦煌县令前后敦煌当地的社会状况。该墓志的发现不仅可补传世文献的不足,且或将有助于当前的敦煌学研究。     

墓志所见北魏末至唐初汉化鲜卑家族政治地位与其社会文化的变迁——以扶风武功苏氏为例

苏氏家族本是鲜卑拓跋氏的分支,因受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的影响,遂改为汉姓。至北魏末,苏氏家族已成为关中地方汉化豪族。后其家族效力于宇文泰政权,得以跻身关陇贵族集团的行列。因受西魏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苏氏家族开始攀附、伪冒为武功苏氏,以此抬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隋至唐初高祖、太宗二代,苏氏家族仍冠冕不绝、显贵当世。至唐高宗后期,尤其在武周时,苏氏家族虽然开始由武转文,然因受到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变迁的影响,其家族仍不免于衰落的命运。总之,苏瑜墓志和苏孝慈墓志为学界研究北魏至唐初汉化鲜卑家族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出土墓志与东魏北齐邺京行里制度探析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的设置沿袭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文献记载往往以里或乡里形式称谓居住地。然而有4方东魏北齐时期墓志,志文记载墓主的居宅异于常例,为某行某里,或某行某坊。通过对墓志时代及墓主身份等因素的综合研判,并结合史书记载,可知东魏初至北齐末,某行某里(坊)是邺京里坊称谓的一种常用格式。"行"的称谓源自邺京行经尉制度,行名与里(坊)名的连用,是基于城市治安管理角度所产生的隶属关系的呈现,在名称上反映了某行区域内里的管辖情况。且行名与里名存在一定关联,将行名与里名对照,可知邺京部分行名与里名相同。     

山西太原唐代赫连山、赫连简墓志校补

赫连山、赫连简墓志2014年出土于山西太原,于《文物》2019年第5期刊布发掘简报[1]。据《简报》介绍,两方墓志皆由志盖、志石扣合而成。赫连山墓志盖顶有3行阳刻篆书"唐故赫连君墓志之铭",志石方形,边长57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2竖行,行22字,计471字(图一)。赫连简墓志盖顶同样有3行阳刻篆书,文作"大唐故赫连君墓志铭",志石方形,边长54厘米,楷书阴刻,自右向左共23竖行,行23字,计482字(图二)。《简报》对两方墓志的释录及断句有可商处,今据拓片予以校补。     

明昭勇将军歹俊墓志略识——关于明代宣德通宝铜钱铸造的一则史料

2010年夏,南京文物爱好者在南京南郊发现了一块明代墓志,墓志传主歹俊,史籍失载,为明代前期正三品的武官,生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五月十四日,卒于天顺元年（1457）六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三岁,卜以七月初九日奉柩葬公于应天府江宁县安德乡宋家山庚山申向之原。歹俊墓志篇幅不长,但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志文中述及有关明代宣德通宝铜钱铸造的内容,于史载多有补益。     

“朝臣备”:《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

2019年末《大唐故李府君(训)墓志铭》的公布一度成为热点,学界对"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吉备真备一事各执己见,往复撰文进行了论辩。本文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中日两国史料,从日本遣唐使采用汉名的发展过程,来论证吉备真备自称朝臣备的可能性。而他为《李训墓志》书丹的原因,与李训在暂住地洛阳去世,且去世五天即匆匆下葬,非由家人主持葬仪,而是由李训所结交的士友操持有关。     

安阳新出隋《成氏故士孙夫人墓志》研读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成氏故士孙夫人墓志》,新近出土于安阳,其不仅是研讨北朝后期胡汉民族融合与稀见姓族繁衍迁变的珍贵文献,也为探究邺城故地白素之地的历史地理沿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东魏《张琼墓志》疏证

本文在对《张琼墓志》进行录文、标点、补残的基础上,对碑文及志主相关问题进行了疏证。考察以为志记张琼死于东魏天平五年十一月有误,许和杀张琼时间当定在天平四年;志称琼字"德连"正确,而《北齐书》《北史》作"连德"为颠倒。志称琼为"燉煌"汉人,而非史书所谓鲜卑乌丸种之"代人",可视为墓志书法中攀附先世的行径。"谥曰礼也"的书写是墓志"异刻"现象之一——"谥号空位"。对于琼历官的书写,有意隐去了从葛荣事,是褒赠高洁之外隐晦于当时而言不甚光彩的起家事迹。     

《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铭》再考释

1958年,大金故礼宾副使时公夫人张氏墓志出土于河北新城县,墓主张氏为金初重臣时立爱季子时丰之妻。时氏家族为辽金之际涿州世家大族,是典型的由辽入金的汉人官僚家族,张氏为时氏家族重要成员。墓志详细记载了张氏的生平以及家庭成员的情况,不仅为研究时氏家族史提供了资料,同时还涉及金代地理、官职、签军、削爵等相关史实,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     

“魂人”礼俗与北魏文化认同

北魏的"魂人",是一个颇具民族色彩与时代特征的词语,指被用以象征死者神灵或作为死者灵魂依托的人,与先秦祭祀中的"尸"实质相同。起源古老的、类似于在中原地区早已消失的"尸祭"的"魂人"礼俗,曾经不仅盛行于拓跋鲜卑民间,而且存在于北魏皇室。但"魂人"与"尸"不能等同,一般不宜以"尸"直接替代"魂人"。其最大区别在于选择标准不同。"魂人"的选择最看重的是状貌与死者相像。即使并无血缘关系,祭祀者仍将其视同亲人。这两点也最为汉族士人所诟病。高允严厉指斥"魂人"礼俗既不符合秦汉之礼,又不同于华夏古制,严重损害社会风气,希望文成帝以移风易俗为己任,根除"弊俗",但其建议并未被采纳。"魂人"礼俗的消亡时间无法确考,或已至孝文帝改制时。这一礼俗的存在与逐渐消失的过程,是北魏文化认同曲折进程的一个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