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陵铜车马埋藏与“铜车马坑”性质初探

秦陵铜车马是继兵马俑之后又一重大考古新发现,三十多年来,对于“铜车马坑”的性质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本文根据铜车马的埋藏,以敏锐的目光,指出铜车马的埋藏打破了已经回填了的排水渠,进而通过古代丧葬礼制和陵寝制度的研究,经过学术论证,首次提出了铜车马属于祭品,铜车马坑的性质属于“祭祀坑”的最新观点,见解独到且全新,是学界关于解决铜车马坑性质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的首篇论文。并为而后秦汉陵墓“陪葬坑”、“从葬坑”、“祭祀坑”的设置、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这也是笔者把学术研究方向和重点由秦俑研究转移到秦陵研究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浅论洼刘西周墓暨“举父丁”鼎

本文对郑州市洼刘遗址发掘的一座西周贵族墓及墓中出土的"举父丁"鼎进行了探讨,结合管国的历史状况,对"举父丁"鼎的年代与"举"族进行了分析,推断该墓主人为商代遗民,可能是舌族的成员,且与"举"族有密切联系,这对研究"举"族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西瓜鼎”的悲情遗闻

在世界各具特色的文化史迹中,因为某件文物而改变相关人员命运的事例,实在是举不胜举。而今有＂文玩奇人＂之称的陈重远先生就曾因为一件与己不甚相关的青铜鼎之交易及流转内幕而决心不做古董商人。     

珍秦斋藏秦伯丧戈、矛考释

珍秦斋收藏的四件伯丧戈、矛,是最近发现的重要秦国文物。本文在考察器物形制和解释铭文的基础上,认为这四件戈、矛属于春秋早期,并结合文献指出,四件戈、矛的器主“伯丧”应是文献所见的大庶长弗忌。铭文还记载了春秋时秦国最初向东方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历史意义。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妀善鼎年代与国别质疑——兼谈箕国灭亡时间

妀善鼎的年代或以为是战国早期,或以为是春秋早期,从该鼎的纹饰、器形、铭文字体来看,其年代最有可能是春秋晚期,或提前至春秋中期后段。该鼎的国别旧被认为是山东纪国,但是春秋早期之时这个位于山东的姜姓纪国已经被齐国所灭,金文中以""为国名者尚有一个箕国,此国春秋晚期尚存,且地望与燕国临近,两国关系密切。器主自称"妟生",金文中"妟"声之字常读为"燕","妟生"意即燕国之甥。从鼎的年代以及器主自称两方面考虑,妀善鼎应属于箕国,该鼎的出现也证明了箕国的灭亡应在春秋中期以后,合于《路史》"春秋犹有箕、崇之国"的记载。     

“鼎”“镬”“锅”的历时演变及其在现代方言中的地理分布

本考察了“鼎”、“镬”、“锅”三个词在历史献中的出现情况及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试图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对“鼎”、“镬”、“锅”的历时演变进行新的探索与分析。     

甘肃礼县出土扁球形附耳鼎的浑铸与水平分型技术——兼论技术对造型设计的影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甘肃省礼县博物馆藏一系列不同时代的扁球形附耳鼎进行器表观察和内部结构CT检测，结果表明，该器物制作采用了模块化的生产技术，如使用分体模批量生产附件范后再进行总装、分体模可以排列组合式的多次配对使用等，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误差。此外，还使用实验考古的辅助方法进行模拟和验证，进一步认为器物制作使用了浑铸和水平分型，用于浑铸的铸型生产和铸造可能不在同一地完成。最后讨论了技术的成因及其对器物造型设计的影响，如顶盖折沿的有无受到后铸技术的影响、足部宽扁造型乃至足腹相对位置受技术限制的影响多于器形的主观设计等。     

大禾与后稷

关于湖南宁乡出土大禾方鼎内壁铭文"大禾"二字的涵义,学者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大禾"本系官名,其义应同后稷,为农官之长。方鼎应与农事及祭祀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