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吴语》韦注辨正

本文以《国语·吴语》韦注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出《吴语》中十五处文本或韦注,认为其中有些是韦注本身的问题,前贤尚未发现;有些是前贤已经发现了的韦注的问题,但尚未给予真正解决;有些则是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虽未必与韦注有关,但涉及对《国语》的理解。本文逐一进行分析、解决。     

读《史记》、《漠书》札记七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七例,以娱同好。分别题为：《史记》关於蒙恬北逐匈奴年代质疑、《史记·秦始皇本纪》“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句句读试析、“刚武侯”诸家注辨疑、吕后之兄吕泽为周吕侯而非建成侯说、《汉书·郦商传》“六月余”句辨疑、越骑校尉所领非越人辨析、《汉书·酷吏·田广明传》颜注之一误。     

河北地区唐代墓葬出土注壶初步研究

河北地区的唐代墓葬中共出土瓷注壶(执壶)23件,包括白釉12件,黄釉9件,黑釉1件,豆青色釉1件,本文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统计、分类、分期、对比研究,认为其中大部分为邢窑产品。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序

吴静安先生《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于2008年2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本文是李学勤先生应邀为本书撰写的序言,其中记述了本书的撰著、出版的艰难历程。兹特刊发,以广流传。     

杨廷理诗词之句后"注"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广西柳州名人杨廷理,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开兰名宦”。他一生曾先后到过福建、新疆、台湾等地任职,所到之处,细心观察,将一生之经历、仕途、交游、感受全部用诗词的形式予以记载。其诗后还附有大量的注语,或注天文地理、或记身边之人和事、或引古代文人之诗句、或释所见之风土民情,内容广泛。其诗注不独为其学识广博之反映,而且为后人研究历史地理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敦煌具注历日中的漏刻标注探研

敦煌具注历日中,漏刻标注呈现的是昼夜百刻制。其中有关"二分二至"的漏刻标注,始终没有出现在相应的节气(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日期上,这主要表现在具注历日对昼漏50刻的标注往往要比春分、秋分节气晚1—3日,而夏至昼漏60刻和冬至昼漏40刻的标注又提前了3—4日。另一方面,具注历日所见一年的昼夜长短变化中,多数情况是每8日昼夜时长增减1刻。较为特殊的是,春分、秋分前后,昼夜长短变化中每增减1刻通常需要的时间是7日。相比之下,冬至、夏至前后漏刻增减的时间要稍长一些。具体来说,"二至"前昼夜时长增减1刻需要的时间是12日,"二至"后昼夜长短增减1刻需要的时间是18—19日。若与春分、秋分"加减速,用日少"的特点相比,大体比较符合《唐六典》"二至前后加减迟,用日多"的描述。     

濮越人的舟楫文化对我国海洋文化的贡献

西周初年至春秋末年,我国西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一直被称为“楚蛮”或“百濮”,这些“楚蛮”或“百濮”的社会组织尚属于原始村社时期,有的刚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左传,文公十六年》云：“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杜预注：“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在这同一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一直被称为“百越”。《汉书&;#183;地理志》注引臣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周时有越、杨越、于越、句吴和闽等,     

《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建国佚史考

《世说敬胤注》所保留晋元帝君臣谋划建国路线的佚史为重描东晋建国史提供关键线索,由其可知在“以天下无主,便宜登大位”的“中兴”路线和“修桓、文之事”的割据路线外,东晋立国前夕元帝曾谋划过“建小晋于大晋之中”的“创革”路线。唐修《晋书·元帝纪》部分内容明显由此条敬胤注改写而来。通过逐一比勘诸家晋史,可确定敬胤注为虞预《晋书》佚文,文字改易很可能发生在晋末徐广《晋纪》修纂过程中,并为唐修《晋书》所沿袭。以此为基础,可重新勾勒出东晋立国路线在“中兴——创革——中兴”间转换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