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     

从党治走向法治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建国后我们过去政治体制上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按我个人理解,权力过分集中,具体表现为:党与政府,权力过分集中在党;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权力过分集中在个人;中央与地方,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国家与公民,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这一弊端的根源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以往民主法治不健全的根源也在这里。而这正是"文革"这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一圣通谕”管窥

在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争斗历程中,"一圣通谕"的提出无疑是罗马教权攀升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其理论来源颇为广泛。它把教皇的绝对权威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致使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招来杀身之祸。由于通谕本身对教皇的特权强调过甚,包括世俗阶层在内的非教派人士愤起抗争,教皇统治权的理论一度受到严厉驳斥,"一圣通谕"最终未能成果。     

地域、权力与关系:对清代江苏督抚的考察

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地区,辖地辽阔,但驻地在江苏江宁府,而江苏巡抚驻地在苏州府,两地相距才二百多公里。江苏督抚同省而驻,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现实的考量。两者权力相仿,地位相同,又各有专责,共担治理江苏地方的重任,因此,地方治理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双方是否各本虚公,坦诚合作。总体说来,有清一代,江苏督抚关系在共事中大体能够和衷共济,还呈现出几对堪称模范的督抚;当然,其间也夹杂着双方的权力争斗,甚至出现了督抚互参的重案。     

旅游供应链权力转移实证研究

本文在综述渠道权力转移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舒尔茨的渠道权力对角线转移理论,遵循产业经济学SCP研究范式,利用中国旅游业相关上市公司的ROA、ROE、ROS及MVA数据,对旅游供应链权力转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不支持旅游供应链权力由供应商向中间商发生了转移的假设,文章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天京事变发生原因--从权力结构角度论证

政权的权力关系是由其权力结构内在地决定的。天京事变的发生与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并未掌握最高权力,他手中的权力远低于杨秀清,无法建立起与其领袖地位相符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另一方面,洪秀全以下各王的权力和地位差距悬殊,无法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关系。这些权力结构问题导致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严重的权力矛盾,并最终激化。     

惩罚学生——教师的权利还是权力?

教师惩戒在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惩罚学生是教师的权利还是权力,二者有何区别,教师惩戒的意义是什么,应当如何看待教师惩戒,如何合理公正的行使教师惩戒权,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至正条格》的编纂特征与元末政治——以《至正条格·断例·卫禁·肃严宫禁》为例

《至正条格》一方面保留元代旨敕反映奏闻过程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旨敕事由部分被删节。这种处理,应当是有意向唐律靠拢。其中《肃严宫禁》还反映出元代奏闻过程不同环节处于不同的空间:自外而内,依次为各门头、主廊、扫邻,最后为皇帝所在宫殿。这就是元代的权力空间分布。《肃严宫禁》等材料表明元代后期奏闻过程怯薛之外的因素在增强。这暗示着元代中后期政治格局怯薛与权相势力消长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从一直将怯薛视为异己因素的汉制角度观察,是制度更加规范了。《至正条格》法律编纂规范化的特征与此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从“天王圣明论”说“权力神圣观”

张绪山教授《"权力腐败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一文,对流行至今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原理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解说和探讨,很值得关注。我们应该有勇气面     

如何跳出反腐困境:建党90年的思考

制度反腐难以破局,反腐倡廉陷入困境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的历程中,无论区域性执掌政权,还是执掌全国政权,反腐败不仅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政治任务!在这90年中,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主要以血与火的战争为载体)、运动反腐(主要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运动为载体)、权力反腐(主要以领导者的认识、决心、关注度和手中的权力为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