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倾听多元的声音 2012年中国的声音是多元的。中国执政党顺利完成了权力更迭,新的领导层级以平实而坚定的声调,发出了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远景,人们对新班子可能出现的新气象多了企盼和期待。与之对应的是,重庆山城曾经喧嚣一时的声音消失了。高华走了,没有留下更多的声音,但留下足以影响后世的宏篇巨著,莫言获奖了,他在诺贝尔领奖台上的发言,将魔幻又拉回现实。“你幸福吗？”成了管媒苦苦追问的问题,新媒体多了微信的产品,人们在微博和微信世界里,开始尝试发出富有人性穿透力和无需掩饰、直言不讳的声音。     

美国反恐的隐私难题

从实际做法来看,奥巴马并没放弃小布什自“9·11”后以反恐作为旗帜,大幅扩张的监控通信权力     

陶行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

正抗战时期,陶行知担任过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是大后方政治家们最重要的言论平台。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并授予职权,具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提出询问和建议、决定施政方针的权力,对国家预算具有调查权和初审权。事实上,参政会主要是政府决策的咨询机构,最大功能是团结各派抗日力量。从1938年7月到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一共召开过4届13次会议,每次会期10至14天,每次会议收到提案一般为80多件,最多一次200多件。不少提案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及可操作性,对抗战决策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     

忆1982年的政协章程修改工作

<正>人民政协从1949年成立至今66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团结各方面人士,在建设和推进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是1980年9月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闭幕以后参加修改政协章程工作的。1978年,全国政协刚刚恢复工作时曾修订过一次章程,但那次修改的章程并没有摆脱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它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因此,全国政协     

缺失的理论

由于对民俗学政治性的关注,196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开始将民俗学书写看作是一种文类,指向民俗学的文本批评和政治立场批评。不仅知识生产碎片化,批评也日益碎片化且失去有效性,批评占据了道德高地,但同时失去了理论关怀。对民俗资料的阐释与分析仅仅沦为素材,对评论的评论反倒成为关注的中心。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内部发生文学转向的结果。"理论"是一种有关世界的表述类型,它有以下独特属性:即有趣性、可信性、概括性、可验性。理论应该根植于对导向性主题的审查,而非根植于对民俗学者自己的审查。民俗学者应该从文化批评的迷思中走出去,直面对民俗学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构建力量。     

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

自1930年代以来,学界探讨晚清权力结构,都在“内”“外”的框架下言说,或称咸同军兴以来一直是“外重内轻”,或称清末新政期间演化成了“内外皆轻”。谈及晚清权力结构的影响,学界都与民初的军阀割据相联系。其实,预备立宪期间,权力结构发生了超出“内”“外”格局,朝着三权鼎立方向发展的新变化。在此过程中,崛起的不仅仅是军人,还有绅士。这两个集团在推翻清廷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民初共享政权,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不但有军阀,也有绅士,不但有割据,也有宪政,这是清季权力结构新变化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