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会:从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

中世纪教会的税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 ,几乎每一种税收都与某种权力的行使有直接的联系。中世纪的英国教会处于教皇权与王权二元权力体系的统治之下 ,向两个权力主体履行纳税义务。 16世纪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权力的大规模转移 ,英国教会转而处于“至尊王权”的一元权力体系统治之下 ,教职界也由此前承担的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在这场教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中 ,教职界的纳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 ,反而成倍增长 ,国王政府也以法律形式将教职界税收固定化 ,使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资源。     

试论春秋时期的家臣职官系统及其职司

家臣在周代主要指管理卿大夫家政的私家臣属.西周时私家"官事相兼",家臣设置相当原始,迥异于天子、诸侯"官各有人"的职官制度.随着春秋时王权与君权式微、卿权强盛而"政在家门".卿大夫之.家"呈现出一级国家政权面貌,家臣职官及职司呈现出制度化、完备化和系统化的趋势.一般来说,春秋时家臣有两套职官系统,即家朝上的家宰和邑朝上的邑宰等职官系统.随着西周春秋时期权力结构中卿权向君权的转变,家臣职官制度又成为战国官僚制度的重要渊源之一.     

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

地方志是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文献,它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动和地方各种势力的升降,但其中也不乏主观建构与叙述的成分。以地方志的内容及其编撰、形成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在江西万载县的个案中可以看到,清初至民国后期该县历次所修方志既展示了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土客矛盾,它们本身又成为地方权力再生产和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秦亡的内部原因剖析

秦朝的灭亡与它不能妥善地处理帝国内部各方利益集团有密切联系,君臣间的猜忌、贵族和官僚的攻讦,严重削弱秦的统治力量。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有限,容易使地方政权受到农民起义的威胁,最终瓦解秦朝的基层统治。秦惟有依托本土镇压农民起义,但朝政上的过失已使秦丧失最后的凝聚力,在无兵可派、无将可选的局面下,在秦王朝的自我否定里（君主由称帝改称王）走向历史的终结。     

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以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

一、引言：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死都属于“公共事件”。对大部分人来说,死亡仅仅是一种自然生命的终结,它的影响局限在其“相识”或“相关”者的范围里,如亲友、同事等。与此相对,作为“公共事件”的死亡,例如著名政治家的死亡、战争、自然灾害引起的大规模的死亡等。     

政改指向权力过分集中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重要手段。我国近30年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一向持积极、慎重、有序的态度。表现在具体方式上,即是广泛的基层试点。据悉,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所有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公推直选等,均在县（市）或以下进行过试点。     

基于信息权力论的智慧城市建设刍议

基于信息权力论视角,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理解为面向信息权力争夺的城市竞争力提升战略。本文将信息权力分解为信息生产、信息获取和信息控制三个权力维度,并对其测算方法进行了讨论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有23个"智慧城市"的信息权力进行了测度,并将之与城市竞争力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我国城市信息权力个体差异明显,尤其表现在信息生产和信息控制方面;城市信息权力和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多种组合类型,亦可为进一步的智慧城市建设因地制宜提供借鉴。根据分析结论,特别强调对于信息权力培育的重视,以及信息生产、信息获取和信息控制能力三者的协调发展。     

Policy Blending,Fuzzy Chronology,and Local Understandings of National Initiatives in Early 1950s China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policy blending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nsely interactive quality of political initiatives in early 1950s China. Using three cases studies, I argue that policy blending, defined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previous political experiences shape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ose subsequent to them （sometimes in ways contrary to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s）, occurred frequently during this period, to the extent tha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first yea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ul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is phenomenon. Using examples from marriage registration, the Marriage Law and the na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1954 draft Constitution, I advance the historiographical argument that the early 1950s should not be demarcated by, or taught mainly with reference to, ＂temporally encapsulated＂ policies with clear beginnings and ends （i.e., policy ＂a＂ occurred in year ＂b,＂ followed by policy ＂c＂ in year ＂d＂）. Rather, policies seeped into each other, producing a blurry--but sometimes accurate--＂impression＂ of state power. I further suggest that the concept of policy blending can be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subsequent political initiatives as well.     

企业网络中技术权力现象研究评述

近年来,网络权力现象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技术权力则是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网络的产生、运行机制与创新升级。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企业网络中技术权力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论述了网络权力与企业网络非均衡性、技术权力概念与特征、技术权力对企业网络的影响、高技术企业网络技术权力与创新能力,分析了技术权力研究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笔者认为,既有的研究成果忽视了网络内部的不平等技术权力关系,对网络中企业间技术权力关系演变及其对网络升级的影响缺乏专门研究,应重视微观空间尺度上企业网络内的技术权力现象,关注不同层级企业网络中各种权力相互影响和制衡机理与结果。     

从霍光避免“汉文帝故事”谈刘贺的立与废

自海昏侯刘贺墓发掘以来,刘贺的废立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界目前将刘贺的废立定性为权力之争,已无争议。从昭宣时期的政治格局来看,这场权力之争,不是刘贺争夺霍光权力,霍光不容权力旁失,后废除刘贺这般简单。而应把这场权力之争,放到霍光如何避免“汉文帝故事”为出发点。以“实力最弱”的皇帝的选择标准,加上谶纬观念的影响,刘病已也应是皇帝候选人之一。霍光为保证权力不容有失,便通过控制昌邑王国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来避免刘贺通过汉文帝路线夺权,不让刘贺谒高庙使其继位不合法度,又让刘贺保留一定的实力掣肘汉宣帝,最终,使霍光达到权倾朝野、独揽朝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