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控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闽粤赣客家地区民间信仰研究的视野

当前,对于客家传统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形成了一个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科际整合的研究态势。然而究竟以何种模式,从哪一个角度去认识、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研究可谓是仁见仁。检讨以往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研究多是从宗族的角度去研究客家传统社会。     

异端空间的生产——福柯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启示

福柯研究对西方地理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国内地理学界对福柯的引进和讨论不多。本文基于福柯对权力关系和不正常的人的研究,以异端空间的生产为切入点,归纳了异端空间与权力交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其中,权力主要通过特殊化、风险化和知识化取得干预的合法性,而又通过监视、照料或隔离等手段确保对异端的治理。应用谱系学方法,本文总结了四个异端空间生产的原型,并通过将这四个原型应用于一系列中国日常政治地理现象的解释,展示了异端空间生产对理解权力关系的重要意义,揭示了知识-权力与空间生产过程的相辅相成。最后,讨论了异端空间生产的分析对于扩展中国政治地理学理论视角和研究话题的重要性。     

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

城市内部各个地方的景观是其文化的可视载体,由于它们具有空间的相对固定性,因此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地方文化的主要观察对象。本文采纳新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即关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的意义及其变化,并力图挖掘影响这些变化的动力,进而揭示影响地方文化演变的动力。文化景观具有传播文化符号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文本"。在商业区改建过程中,设计建造者借助这些文本,再度表达出其背后的意义,这种再度表达的过程就是传播学中的表征,也称为再现。本研究通过景观调查方法以及访谈方法,分析了该传统商业区景观在改造前后文化表征的变化,以及表征权力的变化。本文结论有三方面:①该商业区改造后新的景观表征多以北京文化符号替代了老商业区的文化符号。②这种替代的负面结果是不利于加强老商业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同时削弱了城市内部文化的多元性。③政府协同规划师在景观表征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原真性"。因此本文建议在老城区改造中,尽力挖掘地方独特文化,给予当地人更多的文化表征权力。     

尼克松的民权思想及政策实践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民权的含义从社会和政治权力扩大到经济权力;运动的领导权也从中产阶级温和派转移到年轻的激进派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作为南方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和民权的促进,必须找到一条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道路。通过探讨尼克松的民权政策是如何在他的个人信仰和政治需要之间保持平衡的,本力图揭示政治家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改造运动中,将原来的“革命政党”定位改为“革命民主政党”,即兼具有“革命”与“民主”两种特质的党。一再强调要“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保障民主制度”。这种“革命”已不同于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而是以“动员戡乱”、“反共抗俄”唤起党员,增强凝聚力,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权威。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调适

经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对执政党原有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共产党要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及其所提供的发展空间、政治资源出发,努力探索执政党的执政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党的执政方式的调适以实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要求重新设计和配置政治权力体系;按照政治现代化要求强化政党的执政功能;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实行依法执政。     

台湾姜良谦收藏的红雕漆家具

屏风家具在我国起源很早,据知早在西周乃至更早就出现了以“邸”或废(yi椅)称谓的屏风,汉代已广泛使用屏风之名,古代典籍中多有屏风记载可见。《周礼·天官·掌次》:“没皇邸,”邸,即为屏风。《史记》中有“孟尝君待客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胡德生《中国古代的家具》)。屏风从其主要的功用特征看,既有屏蔽挡风之用,又可作为一种观赏陈设品,它不但可以营造出一种安逸舒服的生活环境,而且还可以营造出一种古朴典雅的文化氛围。但发展到后来金銮宝座后面的屏     

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培育

"市民社会"概念是从欧洲历史发展中演绎出来的,但市民社会本身并没有一致的共同模式,而只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德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特点.以普鲁士改革中的乡镇自治为重点考察对象,不难探讨出德国市民社会建立的模式:普鲁士国家借助法律手段和对公众舆论的掌控,强行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使农民和城镇市民从家庭、血缘、社团、行会等传统权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新的社会空间.在普鲁士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国家与社会间的特殊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后果,它导致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近代德国难以建立.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红利法案》的否决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对1817年<红利法案>的否决与美国早期宪政和交通革命关系重大.麦迪逊总统之所以否决<红利法案>,乃是因为他认为由联邦政府主持全国交通建设超出了美国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并且他反对国会中众多议员对宪法的"宽泛解释".该否决阻碍了联邦政府在美国早期交通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最终由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企业在19世纪上半期蓬勃兴起的交通革命中担当了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