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     

民族文化遗产学学科构建论略

民族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构建尚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学界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创新。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学科体系和规训制度等方面进行梳理、归纳、研究、创新,进而确定学科边界、内涵范畴、发展方向、规范要求,是学科构建的基本工作与根本要求。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最初是由西人进行的。1830年代,西人中的对华激进派通过对清朝排外政策及其弊害的强调,为武力侵华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西人这种政策论辩还导向对国际法与自然法、中西文明地位与价值的论述,同时鸦片问题也触及道德层面的思考,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西人对鸦片战争及其意义的阐释。与此相联系,他们将相关论述延伸到对清代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并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形成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认识,中国近代早期以清朝"自强新政"为中心的变动在此种观念背景下得到评论与书写。上述论点与史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逐渐沉淀为具有较长远影响的早期中国近代史体系。     

肯尼迪政府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政策

肯尼迪在美国面临巨额国际收支逆差的背景下入主白宫。严重的逆差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引起西方世界对美元信用的置疑。因此,调节逆差成为肯尼迪政府的重要使命。肯尼迪政府调节逆差的政策主要体现在肯尼迪提交给国会的两份特别咨文中,即1961年2月6日的“黄金和国际收支逆差特别咨文”和1963年7月18日的“国际收支特别咨文”。以两份咨文为蓝本,有关部门展开了系列的开源节流行动。美国的逆差调节行动使美国政府内部和北约盟国间的斗争起伏跌宕,充分暴露出权力政治的实质。     

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

本文在前贤对P.2992v所做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校录整理了该卷抄存的三通书状,认为前两状内容均与发生于清泰元年的梁幸德事件有直接关系,第三状则与之间接有关,故三状是归义军政权于事后为调查梁幸德事件而集抄.作者就此探究了与三状有关的归义军政权的两次朝贡活动的具体情况及归义军朝贡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金代东北边疆的官员管理

金为加强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对东北地区的官员管理极为重视,依据东北的特点选择官员,严格考课,并将猛安谋克这一女真族的军事组织也纳入封建考课体系内,同时强化监察制度,制定了具有东北特色的官员管理制度.     

法家“契约诚信论”及其近代本土意义

诚信危机,是中国公德系统的刺目现象。危机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契约诚信的观念和行为缺乏制度的坚守、法律的保障和公德的护持。与儒家的心性命理派和道德理想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实学事功派和儒家现实主义,曾创生过“不信而信”的契约原理,这一原理曾一度在法家“循名责实”、“刑名参同”的理论体系中获得了法律的体现和制度的落实。通过对比发现,中国主要形成于法家思想中的契约式诚信体系与近代西方的相关体系之间,无论在政治前提、人情基础,还是手段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在证明法家诚信说具有近代转化之本土潜力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何以步入近代的中国人每每拿管、商、申、韩对西方的法律契约原则作连类格义,以及许多日本学者习惯于把中国的苟子和韩非比作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创始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