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为称帝不惜戴“绿帽子”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发动宫廷政变,成为后唐末帝。李从珂当上皇帝后,深怕拥兵自重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窃取神器”（篡夺皇位）,便将其召回京师洛阳,予以软禁。李从珂还在石敬瑭身边安插耳目,窥探他的言行,想抓住把柄,置其于死地。     

赵匡胤 武夫开文治

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年-976年）,生于洛阳,军人出身,后周时曾任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归德军节度使。篡夺后周政权后,定国号为“宋”。矫晚唐五代之弊,优待士人,裁抑武将,使赵宋达到历代文洽巅峰。立国后,定“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独幽燕难下,晚年欲迁都有险可据的洛阳未成,为后代埋下无穷隐患。     

吐蕃沙州节儿及其统治新探

沙州节儿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该地区设置的最高长官,由瓜州节度使衙任命,吐蕃中央大尚论和宫廷会议可以对它及其工作进行干预。沙州节儿拥有本地区的军政、司法、财政大权,并参预本地区的宗教活动。节儿在吐蕃对沙州进行有效统治中起了重要作用。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上)——《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

汉末以至魏晋 ,进入幽州的一部分乌桓自东向西 ,经桑乾河谷向代北地区浸润 ;停驻阴山的拓跋部自北向南进入代北 ,向东与乌桓靠近。拓跋、乌桓语言相同 ,文化相近。它们在此后近二百年中共生于代北地区 ,经过复杂的冲突与熔融 ,终于形成既有拓跋部落联盟组织力量 ,又有乌桓勇猛善战精神的富有活力的拓跋部 ,担当了结束十六国局面的历史任务。拓跋、乌桓共生并无充分资料足证。本文探微索隐 ,形成一种思路 ,为古史中各族融合提供一个供研究者参考的个案设想。     

《朔方备乘》与晚清知识界的价值取向

《朔方备乘》为清代学者何秋涛于咸丰年间所撰关于清代北疆史地的集大成之作,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该书的大量印行,在作者辞世二十余年后的光绪时期才得以实现。除去何氏故友黄彭年等人的直接推动外,边疆地区局势的变动、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西学”的盛行,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该书学术史地位的形成。这一事例也折射出晚清学术风向同社会局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统万城历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十六国时期匈奴夏国都统万城建造的起讫时间、统万城与汉奢延城、大城的关系、统万城的城制形态等相关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在重新解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认为:一、统万城建设的起讫时间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公元413年和419年,而是公元413年和424年;二、统万城既不是在十六国时期大城基础上兴建的,也不是在西汉上郡奢延县城的基础上兴建的,而是在汉朔方县所在地基础上兴建的;三、将统万城划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外郭城三大块的做法显然是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相违背,统万城筑造外郭城也不适宜于从事游牧的匈奴民族,至于现在东、西城外存在的不规则分布的夯土遗迹,东城之外的部分可能是在修筑统万城时未被加以利用的汉朔方城的残留遗迹,西城之外的部分疑为一处类似皇家园林的游猎场,或是战备马匹的圈养场。     

站队还是做人

正宦海生涯,官场浮沉,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圈子,需要你去选择是站队还是做人。站队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圈子实力的强弱,而实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站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一时风光的背后可能就是终生的蹉跎。那么,什么是确定的呢?那就是做人,对每个圈子都不偏不倚正面对待,知恩图报而不是见利忘义,这样的做人原则或许不能让你骤然超擢,但足以让你在"风不定"的官场中做到"人初静"。唐代中后期的官场就存在着两个泾渭分     

五代冯晖墓出土文物考释

陕西彬县发掘的五代冯晖墓出士文物,对研究五代历史、考古、文化及民族关系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出土《冯晖墓志》及墓甬道壁画、彩绘砖乐舞图像作进一步研究：,从冯晖及冯氏家族事迹,探讨冯氏家族的历史、传承及与在朔方一带党项诸部的关系;考释墓甬道束、西壁画、彩绘砖乐舞图像的乐器、乐舞伎,认为表现的是各有“竹竿子”、“花心”及乐舞伎的两个宋代“队舞”的雏形。     

一名营妓引发一场国家灾难

公元785年,唐德宗准备封大臣张延赏为宰相。然而在拜相诏令即将下发之时,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将”李晟跳出来反对,言辞激烈,德宗只得作罢。为何李晟要反对张延赏拜相？说白了,就是因为一个营妓。这个妓女生于何年、死于何月,是倾国倾城、风华绝代,还是能歌善舞、精通书画,史书均无记载,甚至连李晟、张延赏二人与其发生关系的来龙去脉我们也不得而知,只知道她叫高洪,是成都军营里的一名妓女。六年前,张延赏还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相当于军区司令）的时候,吐蕃和南诏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