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习惯法初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法律的形成经历了由习惯变为习惯法再发展成为成法的长期过程。最初的法律规范大都是由习惯演变而来的,统治在对习惯进行了一定的选择之后,将习惯上升为普遍遵守的规范,并赋予国家强制力,这时的习惯就具有了法律性质,统称为习惯法,因此,习惯法可以看作是法律的最初级形式。在社会生活进一步变化,习惯法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国家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新的规则,这些由国家有意识地制定出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施行的普遍性规则就是今天的成法律。     

明代哈密危机述论

哈密危机是成化至嘉靖初年明代西北边疆危机的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明朝统治坚持以闭关绝贡来解除这一危机。但实践的结果是不仅未能化解危机,反而使其愈演愈烈。直至嘉靖初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高层人事的彻底更迭,才得以改变应对策略,承认土鲁番在西域的地位,以通贡和好取代闭关绝贡。解决了这一危机,稳定了西北边疆。本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哈密危机的由来、统治处置的种种失误和嘉靖前期的解决过程。     

伯克制略考

伯克系突厥语的音译，意为“王”、“首领”、“统治者”。从10世纪开始，至清朝晚期，在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均实行伯克制度，历时近9个世纪。伯克制在稳定当时的社会、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19世纪中后期，带有浓厚的封建农奴制统治的伯克制度明显暴露出了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诸多社会弊病，严重阻碍了新疆地区的进步和发展，1887年，清政府正式取消了伯克制度。     

四川状元之乡——阆中

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进士科廷试第一名,是当时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最高荣誉。考中状元即称“独占鳌头”、“大魁天下”,天子赐诗,礼部赴宴、身着锦袍,打马游街,故里建坊,最为风光。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22）开科取士到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废除科举的1300多年间,全国历代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举子多达几百万人,而荣登金字塔尖顶的科状元不过601人。其中四川只有15人,他们是：唐代的范崇凯、尹枢、尹极、李余、五代时后唐的王归朴、后蜀的费黄裳、宋代的苏易简、陈尧叟、陈尧咨、马涓、何桌、赵逵、元代虚中、明代杨慎、清代骆成骧,而阆中就出了尹枢、尹极、陈尧叟、陈尧咨4个状元,占了全川状元1／4以上,可以说阆中是四川的状元之乡了。[第一段]     

贵霜古币赏析

众所周知,贵霜统治者,原是生活在我国甘肃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后因战事扰乱,由部落首领丘就却率领,经过长途跋涉和征战,达印度西北部和北部地区,创立了贵霜王国（约起于公元三世纪年至五世纪初灭亡）。在其国力鼎盛时期,势力范围曾达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     

晋祠一绝：宋塑

晋祠圣母殿的彩塑是我国宋代宫廷生活的真实写照。殿内有主像1尊、侍从像42尊。主像圣母邑姜,身穿蟒袍,霞帔珠璎,凝神端坐于凤椅之上,表现出统治的尊贵与奢华。侍从像中有身着男装的女官4尊,宦官5尊,但是,在所有雕塑中最为珍贵,最有吸引力的还要数三十三尊侍女群像。     

浅论《庄子》讽刺的时评性

庄子是战国时期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寒士。身处“昏上乱相”之间、国破家亡之际,面临罗网密布、陷阱遍地的现实,绝意仕途,又不屑与统治合作,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地位也很低下,这种不幸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贫苦大众的艰难和入世间的辛酸,使他更深入地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同时也酿造了庄子及其散讽世、嫉俗的性格,形成了《庄子》由不满和反抗通往现实“彼岸”的讽刺艺术。     

清光绪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赏析

清光绪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大规模传入中国,以瓷器、丝绸等为主体的外销品市场迅速扩大,生产日益繁荣。此时,以光绪帝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拯救危难中的封建王朝,并提出了“振兴实业”等经济政策,对旧的     

清朝覆亡前两次改革的教训

政治体制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政治体制也要相应改革,不然就会制约、延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统治者的“自我改革”,尤其涉及统治者的重大利益,所以阻力巨大、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局面,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是先易后难,想以非根本性的行政体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多少弥补明显已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