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对皖南事变起源的新分析

抗战初期的南调命令是国民党在发展和维护它的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大别山根据地利益的过程中提出来的.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因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以来共产党在华中采取攻势策略,国民党更显缺乏心理和策略准备,南调命令最终在国民党内外重重阻力下不了了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国共关系史上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皖南,国共都因为南调命令而发生了策略变化,两党由此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直至事变发生.     

中国植物“活字典”——访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

吴征镒,安徽歙县人,国际著名植物学家,人称中国植物“活字典”。1916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年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历任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清华大学生物系讲师,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院长,云南省科协主席。     

赫鲁晓夫两大“政治笑柄”

赫鲁晓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因无情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两全”理论、挑起国际共运“大辩论”、破坏中苏关系而闻名于世界,他的名字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一生就像他死后的墓碑所显示的那样,是“黑白相间”的,他既做过一些好事,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常常随意发挥,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件事情。     

伪蒙疆政权日本最高顾问更迭原因探析

伪蒙疆政权从成立到崩溃,共有两任日本最高顾问。第一任最高顾问是原伪满洲国间岛省省长金井章次,金井因提倡"民族协和"而与主张"蒙古独立"的德王严重对立,于1941年11月辞职。继金井之后任伪蒙疆政权最高顾问的是原日本外务省次长大桥忠一。但大桥到任后仅半年,由于"偏袒蒙古人"也被迫辞职。两任顾问的辞职原因都是围绕在多民族共居的蒙疆地区是贯彻"民族协和"还是提倡"蒙古独立"问题上与德王及张家口日本驻蒙军之间的矛盾所致。     

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没有宣布开国会年限吗?——与彭剑博士商榷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刊登了彭剑博士《清季预备立宪九年清单并未宣布开国会年限》一文,该文诚如其标题所示,旗帜鲜明地向一百年来习以为常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文章对颁布九年清单诏书中含糊其辞的地方作了仔细分析,对清朝最高统治者宣布开国会年限时的心理状态予以充分关注,对清廷到时可能拖延国会召开的时间抱有特别警觉,这些都不无意义,但其中心论点并不成立。笔者认为,此一问题虽小,然事关历史真相,涉及清季以来的众多论著和无数学人,不可不辩。谨述所得,请高明公断。     

“五七”干校祭

五七干校是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1968年普遍兴办起来的。如今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很可能以为既然是“干校”,想必是一座书声琅琅的学府,实际上只是驱使大批干部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一个农场。在这里,对于各种所谓有“问题”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等待他们的,是批斗、凌辱和苦役……     

四川状元之乡——阆中

状元是中国科举时代进士科廷试第一名,是当时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最高荣誉。考中状元即称“独占鳌头”、“大魁天下”,天子赐诗,礼部赴宴、身着锦袍,打马游街,故里建坊,最为风光。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22）开科取士到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废除科举的1300多年间,全国历代参加各级科举考试的举子多达几百万人,而荣登金字塔尖顶的科状元不过601人。其中四川只有15人,他们是：唐代的范崇凯、尹枢、尹极、李余、五代时后唐的王归朴、后蜀的费黄裳、宋代的苏易简、陈尧叟、陈尧咨、马涓、何桌、赵逵、元代虚中、明代杨慎、清代骆成骧,而阆中就出了尹枢、尹极、陈尧叟、陈尧咨4个状元,占了全川状元1／4以上,可以说阆中是四川的状元之乡了。[第一段]     

李鸿章欲“黄袍加身”?

<正>李鸿章是大清王朝一位能够左右政局的重要人物,为大清帝国东征西讨,呕心沥血,即使紧盯着他的那些满族政治对手,也从来没有找到他对大清王朝不忠诚的任何证据。这样一个人,他会与朝廷离心离德?对大清王朝怀有二心,欲"黄袍加身"?但     

用中国古人的智慧引领数学的未来——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世界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2009年7月14日,第八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向此次荣膺“全国侨界十杰”称号的十位杰出人士领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年届九十高龄的世界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     

胡星斗 油价为何又创历史新高

2月8日,我国成品油价格今年首次上调,汽柴油价每吨分别提高300元,达到历史最高点;3月20日,汽油和柴油每吨分别提高600元,北京市93^#京标汽油最高零售价首度超过了8元整,调至8.33元／升,正式进入“8元”时代。短时间内油价为何再次上涨？成品油定价机制应当如何改革？为此,本刊采访了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