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儿汗合赞

合赞是伊儿汗国第七位君主,1295年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使蒙古人在波斯的统治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顺应了波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合赞大力进行社会改革,把掠夺成性的蒙古游牧贵族转变为关心定居生活的封建领主;合赞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传承和发展了波斯文明。所有这一切,合赞是积极的、进步的,并且是主要的。但是,合赞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为争夺叙利亚,多次发动战争,反映出蒙古统治阶级本身的消极和落后性。不过,在合赞汗一生的事业中只占次要地位。合赞汗在伊朗历史和蒙古族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     

邛窑，一千五百年前的斑斓

“邛窑是由单色的釉下彩向五彩缤纷的彩瓷世界发展的发端,是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是中国彩绘瓷的故乡？”这是有关专家对邛窑的定论,它足以表明邛窑的珍贵文物价值,但是这句活却远远不足以概括邛窑——这个被历史淹没了一千多年的珍宝。     

钧窑瓷

乳光釉和窑变是钧窑的两大特点,蓝、红是钧窑瓷的两大瓷色,胎体不净、胎色不纯是钩窑资的两大缺憾。     

杜甫草堂出土唐代陶瓷器物初探

成都杜甫草堂近期出土了一批陶瓷器物。经对比研究,此批器物基本上为唐中期四川邛崃窑和青羊宫窑烧造的青瓷。杜甫草堂首次出土与杜甫生活时代相同的器物,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印证了杜甫对其居住环境的描写,以及历代有关草堂沿革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诗圣故居没有唐代实物的空白,而且为研究唐代成都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吉林白城城四家子城址出土文字瓦初步研究

城四家子辽金城址位于吉林省白城市。2013~2014年,在城内中轴线上的一处建筑台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带有墨书文字的瓦片40余件,瓦上的文字书写于绿釉筒瓦内表面,记录了佛教信徒的"施瓦"情况。通过对文字内容的初步研究,可以推断使用这些文字瓦的建筑的性质为佛教寺院,所处年代为辽代晚期,并对施瓦者身份、施瓦缘由、施瓦数量、施瓦时间等当时佛教寺院的佛事活动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充分体现了城四家子城址的宗教影响力,表明其很可能是当时东北地区佛事活动的中心地区。同时,文字瓦中关于中央职官尤其军事部门官员的施瓦记录,反映了城四家子城址在辽代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坚持与明朝贸易原因探析

蒙古土默特部大汗阿勒坦对牧业经济的脆弱性有非同寻常的认识,虽与明朝战争不断,但他始终坚持要求与明朝建立通贡互市。经过30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蒙古与明朝终于发展起大规模的边境贸易。阿勒坦汗的措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土默特部从此人口剧增,商业发展,各族间友好交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了相当繁盛的景象。     

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

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     

唐绞胎器的胎釉和制作工艺研究

一、前言人们对唐绞胎器的研究,与唐三彩几乎是同步的。而对唐三彩的认识,至今不足百年。20世纪初,陇海铁路修筑到河南洛阳时,于邙山脚下的古墓中出土了很多唐三彩。这些以黄、绿、白三色为主的釉陶,虽然古老得逾千年,却色彩斑驳、润泽晶莹,运抵北京后中外藏家竞相购买,于是,唐三彩之名一夜之间传遍天下。唐绞胎器的发现不比唐三彩早,1954年,傅振伦先生于《全国各地发现的古代重要陶瓷器》一文中说:“唐人墓和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名瓷……绞胎瓷器的出土,有陕县刘家渠的瓷枕,纹如木理。宁波出土褐地双耳黄釉瓶,同时发现了绞胎黄釉枕,农安辽朝八…     

两枚西辽时期东喀喇汗王朝古维吾尔文的方孔铜钱

《新疆钱币}2008年第4期发表了骆宏谟先生的短文《两枚西域回回钱》,骆宏谟先生在文章中详细介绍说：笔者在近几年中收到了两枚不同版式的“西域回回”钱,较大的一枚：直径20．3mm,厚1mm,穿5．2mm,重1．7g。较小的一枚：直径19．2mm,厚1mm,穿5．5mm,重1．38g（见图）。正面汉文：“西域回回”对读,     

明洪武官窑低温黄釉瓷的发现及其时代考证

本通过研究景德镇御窑厂附近发现的多种低温黄釉瓷器,参照有关实物资料和献史料,认为明洪武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低温黄釉瓷,并又所发现的这些低温黄釉瓷器的生产时间应在洪武四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