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霍扬碑校考

北魏霍扬碑1920年出土于山西省临晋县东霍村,在历史、书法、文字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录文至少有近十种。但因原碑剥蚀较甚,各家录文误读之处颇多。文章对各家录文作了汇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霍扬的家世,认为霍扬很可能是晋交州刺史霍弋的后代。     

汉末私谥和曹操碑禁的文化意蕴

东汉中晚期,私谥和立碑形成风气。私谥和碑铭承载着两大文化内涵：朋党义气和清刚贞亮的名士人格。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断立碑,其显性原因是立碑往往劳民伤财,而且有助虚饰之风。其隐性原因一则出于对党人的反感,一是借以打击清流名士的贞亮人格。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成都天府广场东侧近年有两起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11月此地出土的东汉石碑《李君碑》、《裴君碑》证明该地为东汉蜀郡郡府所在；2012年底,考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发掘出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再证该地为秦汉三国蜀郡郡府衙门所在地.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     

"奭公德政碑"与清末东北秧参管理

秧参种植向来为清政府所禁绝,在清末发生转变.在光绪六年(1880)秧参弛禁,奉天、吉林等地对秧参征收课税,秧参种植成为一项合法的事业.位于辽宁宽甸县的"奭公德政碑"记录了当地秧参种植户反抗官府征收苛捐重税的历史,见证了秧参种植的由"禁"到"弛"的变化.这通碑还反映出清末秧参管理存在私征瞒报税收问题.在官方厘定税收之后,问题逐渐解决.     

海外的靺鞨研究综述

靺鞨族是东北亚古代文明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之一,长期以来,俄、日、朝、韩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抱有极大兴趣.19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在对靺鞨族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日本于1660年出土的多贺城碑,以及我国旅顺黄金山脚下发现的册封靺鞨鸿胪井碑,蒙古国于2009年出土的仆固乙突墓志铭,对深入研究靺鞨的历史,厘清与靺鞨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对俄、日、朝、韩、美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与综合比较,并对日本多贺城碑和蒙古国仆固乙突墓志铭的情况加以评述,以使我们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海外各国的靺鞨研究现状,为我国学者的靺鞨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扬州康乾南巡遗迹探访

<正>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扬州天宁寺山门殿后有乾隆《南巡记》碑,1.27×2.63米,长方形,周边有线雕的13条龙纹边框,其落款为乾隆御笔,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完成了六次南巡后,亲自撰文,亲自书翰,加之精美的雕刻,是十分难得的三绝碑,"文革"幸免于难,为扬州文化保留了浓重的一笔。其中最关键的观点是"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他一是从"敬天明理"的高度深刻阐述治水关系民命:"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唯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故予之迟之又迟者,以此而深惧予之子孙自以为是,而后之司河者之随声附和,而且牟利其间     

再说贵州麻江高枧夏家入黔史及夏同龢状元

高枧夏家入黔距今有620年;夏同钚的祖父是五岁丧父由母教养的独儿;夏同样出生官宦之家,随父异地为官,生在云南、长在四川,由广东起步,前往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1898年中状元后,即授修撰。1899年与丘逢甲成立纪念文天祥的寿忠社。1904年前往日本法政大学入法政速成科学习法政,同学有胡汉民、汪精卫、沈钧儒等。传世的著作主要是编辑《行政法》。回国后1906年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校长）,学生有陈炯明、邹鲁等,教员有松山丰造、朱执信、陈融等。民国后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邴法敬造像碑研究

邴法敬造像碑是中国现存造像碑中十分罕见的隋代造像珍品,其名见于志书和一些专业文章,但仅是涉及部分信息,对造像题材和题记均未有完整详细的资料公布。该文对造像内容全面详细的介绍,并对其造像题材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初步研究。     

皇唐三阶大德禅师造像碑

本文介绍的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以三组佛造像为碑的主体,且造像主尊不是三阶教徒口念的地藏菩萨。文章意在说明佛教其他宗派的造像、礼佛风气对于三阶教的影响可能是始终的,同时通过造像内容,对这通唐代三阶教造像碑的相对年代作了大致的推断。     

从图腾崇拜看上林唐碑碑主韦氏祖籍

发源于大明山之巅的澄江,挟名山之灵气,从西北向东奔腾而去,至“石峰离立,若建标列戟”的汇水河相聚,汇成清水河,生出一派绿水如带、远山含黛的旖旎风光。尤其是洋渡至覃排段,更是风光秀丽,江水如蓝,翠峰如簇,碧野似茵,宛如人间仙境。而座落在清水河畔崇山峻岭之中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和《智城洞碑》（以下简称上林两唐碑）,也从“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状况中渐露出其内涵丰富、具有很高历史化价值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