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中国对日本“战而不宣”之探析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敌强我弱,国际环境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抗战需要进行了艰难的战略选择。而对日"战而不宣"就是国民政府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考虑到诸多因素而实施的最佳战略,它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所见过的四位日本首相

由于从事中日关系的学习和研究,笔者对于日本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政治家们多少有一些了解,并且在几次东瀛之旅中与几位担任过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著名政治家有过一面之交或短暂的谈话。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的日子里,把这些点滴的印象记录下来,就算做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的几点吉光片羽吧。     

镜头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自2007年4月4日正式起动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全面的田野调查,数万人投入到了普查工作中。普查队员曝风雨．涉险滩．攀高崖,探洞穴．或潜水．或飞行,以自己的纸笔和镜头,     

格宁木旦卡伦

格宁木旦卡伦即清光绪年问《伊犁府志》所记载之“干查罕莫敦卡伦”,位于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部中哈边界都拉塔口岸以南,因“干查罕莫敦卡伦”发音怪异,故当地锡伯族称之为“格宁木旦卡伦”,“格宁木旦”为“怪音”之意。1990年新疆文物普查时定名为“阿布散特尔卡伦”。清光绪年间设置,为锡伯营驻守卡伦。卡伦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一千平方米左右,为正方形的营垒。     

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北方口岸在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点,但这种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由于北方原有中心口岸贸易条件的成熟、北洋三口的新组合及日本着力发展对华贸易等因素,北方口岸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了上海外贸转运的辐射范围。这种转变使上海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地区区域性外贸转运中心,并反映出20世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下国内口岸贸易格局的重要演变。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近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24篇,有2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韩东育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李阁楠做了基调报告。与会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     

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日本侵华战争民间索赔座谈会

2002年11月5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有30多位学和律师参加的对日民间索赔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一、索赔的立法。邵子平(纽约对日索赔同胞会发起人)认为对日索赔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问,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