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醇述论

1861年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所上《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引发了震惊晚清朝野的滔天巨浪,真可谓是大名鼎鼎。但除此之外,学界对其则知之甚少。其实,董元醇科举入仕后,先入翰林,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本是清廷一个不稂不莠的中级官员。辛酉政变后,董元醇虽多次上书言事,力图能够再次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但却未得到清廷的重任,很快匿迹于政坛,实属不起眼的小人物。     

晚清布特哈八旗贡貂"额丁"考

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改变了布特哈八旗计丁纳贡的传统,将索伦、达呼尔、摩凌阿鄂伦春正贡貂皮的征收对象,缩减为食俸饷官兵及1200名壮健无饷牲丁,免除了其余1575名无俸世职、贫弱牲丁的贡役,又以当年应贡3428人为"额丁",统计食俸饷人员的增减情况,据以确定之后历年的实际贡额.此举意在通过减轻税负来改善沉重兵役压力下三部人众的生计状况,藉以更好地发挥布特哈八旗的军事效能.咸丰九年(1859)、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八年(1882),1200名无饷牲丁渐改为披甲,贡貂终成食俸饷人员的专责.清末,因猎场丧失殆尽,布特哈捕貂生产停废,但清廷仍迫使其官兵照"额丁"购貂献纳,贡貂遂由针对生产活动开征的正常赋税,蜕变为赤裸裸的掠夺手段.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昙花一现的主力——侨资在清末商办铁路投资政策中的角色变迁

论文以《光绪朝东华录》中与华侨有关的上谕和奏折作为主要史料,论述了晚清商办铁路借助侨资政策的形成、变迁以及商办铁路投资政策调整的决策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晚清商办铁路政策的症结在于铁路投资权在国内民间与海外华埠之间配置的极度不公平,有投资能力的侨商受到官绅商的共同排拒,积累不足的国内商资则被赋予厚望和投资垄断权。20世纪初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催生了国内商资这一心有余而财不足的核心投资主体,成效微弱是其自身局限的直接结果,商办铁路最佳时机流失。而商办铁路投资政策,由借助外埠侨资到确立国内民间资本为主导的最终立场,凸显出由理性、客观到盲目、偏狭的决策演变,导致铁路建设的热潮虎头蛇尾,这其中,侨资由主力担当到被推向边缘地位的政府决策,无疑是根本因素。     

地方礼俗教化权利的分享与边界——以清前期士绅赵执信《礼俗权衡》为例

在清康熙年间的鲁中山区,作为国家代表的地方官以"六谕""上谕十六条"为依据积极推行乡约。与此同时,士绅阶层在其家乡的建设活动更为频繁,而且有将礼仪在乡间闾里进行推广的趋势。士绅阶层一方面受礼仪的教化,了解官方的话语;另一方面,除去士大夫的身份,他们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知本乡的风土人情。因此,他们对礼俗的讨论,并非只停留在国家礼仪制度层面,而是多从本地乡里的实际风俗出发。国家和地方士绅在基层社会的礼俗教化,存在着权利的分享和边界。二者有所重叠,但彼此又存在着微妙的距离。     

1821-1949年间乌鲁木齐地区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

1821-1949年间,乌鲁木齐教育发展具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二是学堂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三是教育发展中民间力量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并一度占有重要的地位;四是教育发展与地域社会存在着紧密联系.通过对这四个特点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当时政府是通过移植与模拟的方式来发展移民社会教育.     

王茂荫“以博釆人才为嗜好”--以疏荐徽州绩溪人邵辅为例

晚清名臣王茂荫（1798—1865年）出于公心为朝廷推荐人才,一生中不下数十人,所荐之人大都得到录用。其儿辈为他作的《子怀府君行状》（“子怀”为王茂荫之号）中说他“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时事方殷,人才为重,故于宏奖风流,尤注意焉。前后荐剡不下数十人。凡所敷陈,多蒙釆纳;凡所推荐,多蒙录用”。为王茂荫遗著《王侍郎奏议》作序的易佩绅(咸丰八年举人,官至江苏布政使,王茂荫因病开缺后曾收其为弟子）有3句话说得十分到位,他说王茂荫一生中“以思格君心为性命,以求苏民困为家事,以博采人才为嗜好”。     

天水秦州皮影戏的现状与发展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灯影戏”、“土影戏”。在古城天水秦州,皮影因其材料多用牛皮制作,故秦州皮影戏又被称为“牛皮灯影子戏”。据相关史料记载,皮影戏起源于汉,兴于明,繁荣于清中叶,鼎盛于清末民国初年。秦州是秦人的发祥地,是秦文化的源,据专家考证,秦州皮影戏形成于秦时期,盛行于明,广播于清,唱词和唱腔主要以秦腔为主。因此,以秦腔为主调,皮影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天水民间艺术,便在秦州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基。     

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疆大吏乃至部分群众的流行语。“省”意识变化的直接后果,造就了20世纪初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它兴起的基础就是“本省”这种群体心理和省的利权观念。“省”意识的变化,推动了各省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地方主义抬头和地方利益的扩大。晚清地方主义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中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清政府只注意在政治层面上收仔抚之权,加强中央集权,却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雉行过程中侵犯了各省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从而造成矛盾激化,加快了自身灭亡。     

《东北边防辑要》研究

晚清时期,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东北屡遭外强侵略,局势不绝如线。面对民族危机,爱国学者曹廷杰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正史、实录、笔记、舆图类文献,编纂《东北边防辑要》论证了东北三省在我国边疆史上的战略地位,为晚清时期的抗俄斗争提供历史借鉴。作为研究晚清时期东北边防的重要文献,其著述也是研究中国东北史、沙俄侵华史、东北历史地理、东北民族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因此,探讨《东北边防辑要》成书的历史条件及内容,考订点校本之讹误,究其史学价值,益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