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四川盆地营山县一剑龙化石

济川营山龙(Yingshanosaurus Jichuanensis)由周世武同志在1985年“法国恐龙学术讨论会”上已作报道。本文就这一动物的形态特征和骨骼构造作了详细地记述,并与我国所发现的剑龙类材料进行了比较和讨论。确定了其演化和分类位置。     

珲春牛痘局与区域近代化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在珲春设立牛痘局,接种牛痘以防治天花的先进技术传入珲春。牛痘局的建立将平等、科学、卫生的理念带入了珲春地区,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进而推动了珲春地区的近代化。通过分析珲春牛痘局的设立缘由和行政运行,深入研究珲春牛痘局推进民众思想近代化与珲春区域近代化的内在联系,反思其在运行过程中的局限。     

董元醇述论

1861年9月10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所上《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引发了震惊晚清朝野的滔天巨浪,真可谓是大名鼎鼎。但除此之外,学界对其则知之甚少。其实,董元醇科举入仕后,先入翰林,后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本是清廷一个不稂不莠的中级官员。辛酉政变后,董元醇虽多次上书言事,力图能够再次引起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但却未得到清廷的重任,很快匿迹于政坛,实属不起眼的小人物。     

晚清布特哈八旗贡貂"额丁"考

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改变了布特哈八旗计丁纳贡的传统,将索伦、达呼尔、摩凌阿鄂伦春正贡貂皮的征收对象,缩减为食俸饷官兵及1200名壮健无饷牲丁,免除了其余1575名无俸世职、贫弱牲丁的贡役,又以当年应贡3428人为"额丁",统计食俸饷人员的增减情况,据以确定之后历年的实际贡额.此举意在通过减轻税负来改善沉重兵役压力下三部人众的生计状况,藉以更好地发挥布特哈八旗的军事效能.咸丰九年(1859)、同治十一年(1872)、光绪八年(1882),1200名无饷牲丁渐改为披甲,贡貂终成食俸饷人员的专责.清末,因猎场丧失殆尽,布特哈捕貂生产停废,但清廷仍迫使其官兵照"额丁"购貂献纳,贡貂遂由针对生产活动开征的正常赋税,蜕变为赤裸裸的掠夺手段.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唐宋时期敦煌金光明寺考

金光明寺是唐宋时期敦煌地区著名僧寺,本文从寺名来源、存废时限、寺院地址、佛寺建筑、经济状况、僧人规模以及人事升迁七个方面探讨了敦煌金光明寺的建置沿革和僧人情况。通过对敦煌文献和传统史料的梳理,我们认为其寺院名称来源于佛教经典《金光明经》,起讫年代在公元769年至1019年左右,寺址位于莫高窟,寺院建筑包括寺门、钟楼、大殿、禅院、禅窟、堂、仓和僧人临时性住房等,从吐蕃占领敦煌到曹氏归义军时期该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僧人数量显著增长,由徒众推选寺院三纲并经缁流领袖批准,在敦煌地区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加。     

昙花一现的主力——侨资在清末商办铁路投资政策中的角色变迁

论文以《光绪朝东华录》中与华侨有关的上谕和奏折作为主要史料,论述了晚清商办铁路借助侨资政策的形成、变迁以及商办铁路投资政策调整的决策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晚清商办铁路政策的症结在于铁路投资权在国内民间与海外华埠之间配置的极度不公平,有投资能力的侨商受到官绅商的共同排拒,积累不足的国内商资则被赋予厚望和投资垄断权。20世纪初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催生了国内商资这一心有余而财不足的核心投资主体,成效微弱是其自身局限的直接结果,商办铁路最佳时机流失。而商办铁路投资政策,由借助外埠侨资到确立国内民间资本为主导的最终立场,凸显出由理性、客观到盲目、偏狭的决策演变,导致铁路建设的热潮虎头蛇尾,这其中,侨资由主力担当到被推向边缘地位的政府决策,无疑是根本因素。     

1821-1949年间乌鲁木齐地区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

1821-1949年间,乌鲁木齐教育发展具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二是学堂分布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三是教育发展中民间力量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并一度占有重要的地位;四是教育发展与地域社会存在着紧密联系.通过对这四个特点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当时政府是通过移植与模拟的方式来发展移民社会教育.     

王茂荫“以博釆人才为嗜好”--以疏荐徽州绩溪人邵辅为例

晚清名臣王茂荫（1798—1865年）出于公心为朝廷推荐人才,一生中不下数十人,所荐之人大都得到录用。其儿辈为他作的《子怀府君行状》（“子怀”为王茂荫之号）中说他“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时事方殷,人才为重,故于宏奖风流,尤注意焉。前后荐剡不下数十人。凡所敷陈,多蒙釆纳;凡所推荐,多蒙录用”。为王茂荫遗著《王侍郎奏议》作序的易佩绅(咸丰八年举人,官至江苏布政使,王茂荫因病开缺后曾收其为弟子）有3句话说得十分到位,他说王茂荫一生中“以思格君心为性命,以求苏民困为家事,以博采人才为嗜好”。     

南宁官话探源

南宁说官话的居民其先祖自宋朝以后,从黄河流域不断移居南宁,其中大部分是在宋仁宗皇祐右五年（1053）随狄青部队来南宁,狄青镇压依智高农民起义后,为了巩固宋王朝南疆的统治,留下三千官兵镇守南宁,他们都是荆襄子弟,都是说黄河流域的方言,这些方言也就是古代的汉语。移民中有一部分是说南宁官话的。一部分是说南宁平话的,说南宁官话的移民多住在附郭如下郭街（今临江路）、黄泥巷（今南国街）,一部分则定居于城内,他们多从事于小商贩、小手工业、屠宰等职业。他们社会关系并不复杂,生活仍保持着传统的风俗习惯,所以能够保持自己的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