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里的晚清旧闻

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尝试当我在西南风书店买到仅剩—本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清观察记》时,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三年,经第二次印刷,印数达17100册。书的编者郑曦原,为外交部二等秘书,曾在中国驻美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三年,比较系统地查阅过《纽约时报》1853———1997年的对华报道目录索引,并阅读了其中408篇文电,从中选出了13l篇原始文电编成此书。这一工作获得当时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的支持,也获得《纽约时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等有关方面的协助。《纽约时报》评价它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     

龙凤泉缘

三年前的6月中旬,我赴京旅游,冒着炎炎的夏日,遍游了京城的各大名胜。在归来的前一天下午,我抽时间匆匆赶往宣武区的报国寺。古老的报国寺现已成为京城的古钱币收藏交易中心,特别是近年来每季度举行一次的全国钱币交流大会,更使报国寺成为各地泉友关注的焦点。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0世纪初,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但也自成一系,是晚清留英教育中重要的一支。     

日文档案中的清末革命者和流亡者

20世纪踟年代,日本外务省藏“日本外交书”第一门“政治”第六类“诸外国内政”第四目“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的“支那之部”中“有关革命党及亡命”档案,在少数日、中近代史学的论中已有引用。从90年代至今,中国学应用此件档案较多为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毛注青先生编的《黄兴年谱长编》、俞辛焯先生编的《黄兴在日活动秘录》(俞先生另一书《孙中山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汉宋对峙更加凸显,但因寻求义理的内在需要：其中又滋长着调融宋学的潜流。汉、宋之学陷入困境,士人乃日益从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落实由考据以求义理的主旨。今文经学因之兴起。并在晚清经世致用及汉学义理化趋向中发展起来。     

天津北洋官报局印制的官报和钞票

近日 ,笔者在天津文庙书摊 ,偶然发现了一张《北洋官报》 (图 1 ) (只有首末两页 ,可惜没有正文 ) ,随即购藏。《北洋官报》是折叠册子式 ,纸质柔软洁白 ,边框是祥云纹样 ,报头左右是龙图 ,中有“圣祖庭训格言”六字 ,中间是庭训格言全文 ,右边框篆文直书“北洋官报” ,左边直书三行“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三” ,“第三百十七册” ,“本局开设天津河北狮子林” ,下框内是本册目录 ,有趣的是首页的版式 ,与元、明、清通行的宝钞一脉相承 ;末页有横滨正金银行广告 ,该报在全国各地的代销点 ,还有火车、轮船时刻表 ,当天的金、银、铜元的牌价 ,左边…     

2002年度香港西贡沙下遗址C02区和DⅡ02区考古发掘简报

20 0 2年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香港发掘西贡沙下遗址 ,发掘面积达 70 0平方米。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和宋元代的遗存。遗迹中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有房址、灰坑等 ,青铜时代有房址、灰坑、石器制造场、灰沟等 ,宋元代有灰坑。遗物中有不同时代的石器、陶器、硬陶器、瓷器、釉陶器等。     

学术创造与致用宗旨的统一--读《滨州地区志》(1979～2000)

滨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宋守松主编的《滨州地区志》(1979～2000)已由方志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是山东省的首部续志,也是全国率先出版的地市级续修新方志。笔参与过对该志稿的评议,深感一年多来,经过滨州史志工作的日夜奋战和精细加工,志书的质量有     

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

长期以来 ,法律史学界把中英《马凯条约》第十二款关于英国有条件放弃治外法权的承诺视为晚清法律改革的主因。而历史的真相是 ,1 90 2年商约谈判时张之洞主导制定了这一条款 ,首倡“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 ,其目的在于推进国内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1 90 7年后张之洞又否定了“修律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说 ,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沈家本在他看来过于“西化”的法律改革模式 ,以维护其“中体西用”的法律改革思路。这一过程表明 ,领事裁判权问题始终只是晚清主持改革者推进法律变革的手段。事实上 ,晚清法律改革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 ,也是服从和服务于新政这一整体政治局势的 ,它本身并没有自己额外的起因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