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怪杰辜鸿铭逸闻轶事

辜鸿铭是一代奇人,是晚清及民国时候享有国际声誉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厦门同安。他从小就接受西方教育,曾被一对英国夫妇收为义子。他13岁即赴欧洲求学,10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文学硕士学位。     

晚明景德镇民间青花瓷蟹纹解析

景德镇青花瓷艺术发展至晚明(嘉靖至崇祯末年),出现了民窑大发展的全新局面,特别是晚明后期的天启、崇祯时期,官窑生产基本停顿,民窑进入更加自由的发展阶段。此时期青花瓷上的蟹纹装饰突然     

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

史籍记载：商汤“剪伐夏祀”,“设都于禹之绩”,“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汤灭夏而兴建的这座新都即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这座商早期城址乃古毫之一,汉以来学者习称之为西毫。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学术界有言其为桐宫者。笔者认为,桐宫之说确有其据。但桐宫却不能概指偃师商城,因为桐宫应仅系偃师商城的宫城。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申述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的五点理由。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再研究

本文在讨论商墓随葬动物的不同分类方法及其得失的基础上,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商墓随葬动物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不同分类的随葬动物性质。本文重新梳理了墓葬不同类别犬牲的年龄,发现如果在腰坑和填土等非腰坑位置均随葬狗,会在可供选择的狗中挑选年龄更小的放置在腰坑中,但腰坑、墓葬的填土等非腰坑位置随葬的狗以及颈系铜铃的狗牲均以未成年个体为主,成年个体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根据是否颈系铜铃与死亡年龄将腰坑和填土中随葬的狗的性质和功用截然区分开来,证据并不充足。对孝民屯晚商墓葬二层台等位置随葬不完整动物的牲体选择的分析,发现商文化的丧葬礼制中当存在牲体礼,而牲体的选择也有其背后的礼制渊源。通过讨论古代墓葬用牲研究的方法,本文进一步提出结合动物考古的鉴定研究与考古背景、历史文献的“文化信息”的分析,对孝民屯等商墓或商系墓葬随葬动物或墓葬用牲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研究,是商文化乃至商周、古代丧葬用牲礼俗研究深入的重要基础。     

1998年鹤壁市、淇县晚商遗址考古调查报告

199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淇县境内和鹤壁市直接管辖区域内的一批晚商遗址进行了调查,以期从考古材料出发,寻找殷都朝歌遗存的线索,为今后围绕朝歌这一期望的目标所进行的考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调查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商周遗址,但没有找到商代朝歌遗址及其切实存在的证据。     

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始末

武王克商年代是我国古代编年中的一个关键点,近年来^14C测定技术有了重要发展,我国^14C测年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14C方法应用于商周历史纪年的希望。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立项,利用^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的任务得以实施。1998年初两个常规^14C实验室以3‰测定精度,前后开始对陕西丰镐遗址出土样品^14C测定,并于1998年10月6－7日先后公布了^14C数据,提出武王克商代范围应判别在公元前1050－1020年间。1998年下半年AMS室开始测定。三室测定数据对比结果基本相合,利用殷墟,琉璃河等遗址出土的样品系列作^14C测定得出的结果,与上述年代范围一致。1998年11月30日公布了天计算结果,与测定结果不谋而合,经多方面反复验证,历时近二年,都无法动摇已有的判别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从同治、光绪大婚瓷看晚清宫廷用瓷的使用与筹办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光绪《大婚典礼全图》（以下简称《大婚图》）为线索,结合同治、光绪《大婚典礼红档》（以下简称《红档》）等清宫档案,辨析清代皇帝大婚前后在妆奁、铺宫、筵宴等不同场合使用的瓷器,以及这些瓷器的获取途径、筹办机构等,试图将大婚瓷还原至其所属的历史情境,从而理解宫廷用瓷在国家大典中的地位。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