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墓葬出土陀罗尼经咒及其民间信仰

唐宋墓葬中出土有一种陀罗尼经咒,它往往以特殊的佩戴方式与死者伴出。通过对考古出土的这类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其与唐宋时期持明密教在中土的流行有关,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咒术、避邪等方术相互结合,形成唐宋之际民间信仰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宋元“四明六志”述略

宋元时期浙江宁波地区曾六修四明志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我国方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纵观现今的研究,发现“四明六志”虽然闻名,但是相关研究却不多。以此,本文从方志编纂体例的角度,对这六部志书做一个点评。     

王献唐旧藏《中说》题跋考辨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有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王献唐题跋本《中说》一书,书中题跋未收入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正续编,题跋记述了是书的递藏情况并对其真伪有所辨析,但题跋中王献唐称此书为“元书坊刻本”,与《名录》公布之“明刻本”不同,通过对王献唐题跋的详细考辨,与前修书目所著录以及现存于世诸多版本的比对,确定此书...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

元朝统一后,南方与北方差异依然存在,导致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因素的并存博弈。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势力过分强大,北方制度向江南的推广移植明显多于南制因素的保留及北上影响,初次博弈整合的结果,北制因素稳居上风。元明鼎革,承袭元朝制度颇多,朱元璋、朱棣的个人因素与社会关系等力量的交互作用,致使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那次整合仍然是北制多占优势。明中叶后又实施另一次整合,且改为南制占主导。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和明中叶后南制为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才重新回归到代表唐宋变革成果的南制方面且得以升华发展。此乃元明二代因南、北差异而展现的社会整合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势。就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关系而言,主从隶属依附,大抵是北制的要害;租佃雇佣,大抵是南制的真谛。     

乡绅支大纶“志徐节妇”事及所见晚明嘉善地域社会

明万历年间,江南嘉善县重修县志,乡绅支大纶通过其人际关系网络对修志人员施加压力,意欲让死友之妻徐节妇载入县志。但因支大纶不愿屈从于修志者咬定的金钱规则,节妇只被变相记载于卷末的按语中,直至清代纂修方志时才移入正文。这一事件既为探究明清方志的编修过程、评判方志的性质与价值提供了一个实例,同时通过支大纶的行止,又可从公/私辩证的角度探究乡绅在地域社会中规范自身的行为守则。     

晚明复社《留都防乱公揭》事件新议

《留都防乱公揭》(以下简称《公揭》)事件是晚明复社与阉党斗争的重大事件,是复社驱阮运动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影响晚明政治至深至巨;后又成为《桃花扇》的重要关目,甚为治明清史者所关注,被称为研究南明史的基础(邱荣裕:《晚明复社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始末及其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7年第15期)。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此一事件的认识仍有较多模糊之处。尤其是     

在免差与应役之间:明清南岭山地瑶长瑶目制之缘起及其运作北大核心CSSCI

岁月如梭,转眼间,笔者在以湖南江永县为中心的南岭山地从事田野及研究工作已整整十年。无论是探讨瑶人在卫所和州县体制里"两相报纳",还是寻觅阳山杀手如何在地化的蛛丝马迹,均不得不面对一个难以绕开的话题,就是曾在该县西南境扶灵、古调、清溪、勾蓝等"熟瑶"村落实施并贯穿数百年的瑶长瑶目制。种种迹象表明,瑶长瑶目制既不同于广西、云贵等地广泛存在的土司制度,也与粤北地区排瑶组织有所差异。     

生,当如夏花绚烂

这期杂志着重讲述数位女性的人生。她们的故事隽永且耐人寻味,她们的绽放如夏花般绚烂,却比花更美更动人。刘王立明。她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却放弃了科学救国的初衷和优厚的工作待遇,自愿从事妇女运动。因深谙在中国传统大家庭中女性生存之艰难,她下决心为中国女性的解放献身从此,她提倡节制生育、引导妇女参加工作、倡议成立中华妇女节制……成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李穑入华考

李穑是高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儒学宗师。关于李穑入华的次数及其在华居留时间,史学界看法不一,现特进行考辨,以求接近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