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中的日本佛教徒

日本自明治以还,日本佛教中不少宗派相继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为了蒙骗佛教徒去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便挖空心思阉割佛教经典,炮制侵略有理、杀戮无罪的歪理。其中净土真宗和日莲宗表现得尤为恶劣。     

襄樊市博物馆馆藏的两件瓷器

湖北省襄樊市博物馆现收藏文物一万多件,时代序列齐全,种类丰富,尤其是春秋时期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是馆藏文物的一大特色。现主要介绍本地出土的二件难得一见的瓷器精品。     

张璁与嘉靖内阁

嘉靖时期是明代内阁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张璁是这一时期内阁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世宗在大礼议中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对在皇权许可范围内提升内阁的地位和扩大内阁的影响具有积极作用。面对议礼余波和复杂的权力斗争,世宗四次罢免张璁,但又很快起用,并给予较大权力,使其协助世宗实现了皇权的顺利转移,稳定了嘉靖政治,客观上也强化了内阁职能。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明宫廷画家商喜及其画风再探北大核心CSSCI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部款署"臣沈度敬书"、"臣商喜敬绘"的明宣德三年(1428)明宫廷写绘本《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简称《金刚智经》,共三卷)。该经全部106幅彩绘插图为目前已知唯一的一组有明确纪年的、题为商喜绘制的宗教画作,然而,学界对其是否系商喜亲自绘制这一问题却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对《金刚智经》彩绘插图的汉藏融合风格特征加以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结合商喜画作《老子出关图》的画风特征对其加以判定,明晰商喜画作中的南宋院体画风特征<1>,最后认定《金刚智经》彩绘插图应为商喜所绘,并由此认为,商喜善绘藏传佛教图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唐宋時期邕州入交三道

《宋史》记载,中国在唐代以后,曾发展出十六道通往交趾的水陆交通路线,可惜史书并无具体行经路线的说明。本文透过文献记载,考证出当时邕州进入交趾的三条主要交通路线。受到桂西山脉的环境限制,这三条道路大致沿着明江、水口河及平而河三个河谷平原前进,作者因此分别称之为:明江道、水口道与平而道。文中除对三条路线具体描述以外,也对中国与安南重要边境城市"永平砦"的形成背景、功能、存续时间及确切位置,详加考证与说明。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从安福民间谱牒看历代安福名流

安福在春秋时期曾先后隶属吴、越、楚,西汉初期为江西18个明古县之一。三国吴宝鼎二年(267)设立安成郡,隋代撤郡并安成、安平为安复,唐武德五年(622)升安复为颖州,武德七年(624)废州,改安复为安福县。宋明两代安福人才辈出,风空前鼎盛,书院讲学、学术交流以及名流交往日益频繁。安福历史上经过了数十次较大的人口迁徙,主要原因是避战祸、逃天灾(干旱、洪涝、瘟疫)以及为官留任外地和经商发迹在外等。外来安福驻足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尤以避乱为多。从晋代至明初,安福的人口迁徙姓氏变化甚烈。这些不仅在地方志中多有反映,在全县散存民间的300余部各姓氏族谱、房谱、家谱中记叙也较为清晰,其渊源支脉一目了然。     

阿索喂，花腰新娘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还是彝族同胞的图腾崇拜,也同时代表着男性。所以,舞龙便成了大老爷们的美差。然而,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洲石屏县的花腰彝族聚居地——哨冲镇、龙武镇,舞龙从元明时期至今却是姑娘们的专利。特别是近年来她们参加全国、全省的民族运动会,让善于舞龙的男子汉们威风扫地,败在手下,3次夺得金奖。于是,从她们中间产生了近日荣获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诺(?) 的十七岁》的姐妹影片,作为向国庆55周年献礼在全国公演的电影——《花腰新娘》。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