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江苏明清海防遗存调查报告

2015年7-12月,南京博物院联合连云港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苏省内沿江、沿海一带的明清海防遗存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共发现炮台、城墙、营寨、烟墩、弹药库、墓葬、古河道、碑刻等8类遗存共74处,填补了明清海防遗存资料的空白,初步揭示了江苏地区海防遗存的分布面貌,为进一步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材料。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酒与明清晋商

酒是人类生活中历史悠久的一种食品,它随着人们的需求得以不断发展。《汉书·食货志》称：酒为＂天之美禄＂。就是说,酒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优美享受。而且以禄字讲,是有福之人才能享受。我国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约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以谷物酿酒已经普遍,周代曾设专门管理酒的官吏——酒正。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用曲（酒母）酿酒之法,欧洲19世纪才在酒精工艺上建立起淀粉发酵法。     

清代举人“大挑”轶事

正一、举人大挑之缘起明清时期,举人作为科举正途出身,其地位和前途虽比不上进士,但远比秀才要优越宽广。举人可以考进士,可以考内阁中书,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再通过考试做官(《明史·选举志》云"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可以捐六部主事或候补道台,还可以出任地方书院的山长。在某些特定时期,举人还有直接选任部司推官或知县、同知的机会,比如在明代洪武初期(《明史·选举志》说天下初定,官多员缺,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崇祯后期(参《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雷縯柞传》)以及清顺治初年。     

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资金来源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而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是书院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书院数量众多。书院的支撑要靠经费,徽州地区如此众多的书院经费从何而来?研究徽州书院的经费由来,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徽州书院。     

揭示辽北开发的历史进程

此前和2008年开始的铁岭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共发现各类辽金文化遗存831余处。其中城址60余座,遗址、墓葬及塔、寺等建筑遗址多处,还发现数量不菲的文物珍品,是辽北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成就的真实再现。而规模不等的大小城池的发现,奠定了辽北城市框架的基础和城乡的基本布局,在辽北千年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揭示辽北开发的历史进程。     

内蒙赤峰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伴随巴彦塔拉辽代遗址的发掘过程进行了植物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大麦、荞麦、大麻等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锦葵科等植物种子。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及遗址出土相关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该遗址辽代先民的生业经济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兼营牧业。     

东周时期关中地区西戎遗存的初步研究

本文在对东周时期关中地区西戎遗存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基本厘清了关中地区西戎遗存的年代,指出其来源于甘肃东部地区,是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次生类型,进而认定其应与迁徙到关中居住的西戎移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