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明清书法作品掠影

明清两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集大成时期,在当今的公私收藏中,以明清两代的书法作品居多。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明清两代的书法作品多出自这两个时代书坛主流大家的手笔,作品内涵丰富,有的是作者自作诗抒写情感,有的是作者移录古人诗表达胸臆,更有言简意赅的短语评介古人的书法艺术。在装裱形式上,有立轴、手卷、条幅、扇页、楹联,从不同角度展示     

和谐的矛盾之美——明清家具精品展赏析（下）

明式家具中柜子也是极具特色的器物。这件黄花梨圆角柜(图16)通体光素无饰,柜帽四角攒边打槽装板,柜门及三面柜板均攒框落堂镶板。两门对开,中部     

落日古渡

地处山西吕梁山区临县的碛口,是一座倚在黄河东岸吕梁山怀抱里的典雅古镇,曾在明清时期极度繁华,因长期占据北方商镇龙头位置,故有“九曲黄河第一镇”和“水旱码头小都会”之称。碛口历史文化厚重,建筑风格独特,旅游资源丰富。2006年6月,碛口被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公布为“2006年世界百大濒危文化遗址守护名单”之一。     

试论明清纲运法施行下的盐业市场结构——以两淮盐区为例

本文系统分析了明清纲运法施行下的盐业市场结构。认为在这一时期,盐业市场是国家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国家是盐业市场的垄断者,支配盐商及市场的一切事务,而盐商在市场中处于受支配地位,依附于国家以便获取盐业利润。     

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迄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迄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加之明清时期生齿日繁。导致地狭人稠,食不足用。继之而起的过度耕垦,使山间瘠田、村边角地都得以利用,甚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终导致许多山地丘陵地带“遇积雨则河水暴涨,其势奔腾而不可遏,往往啮田为害;数十年来洗荡民田千有余亩,尽成沙砾”。与森林破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一些护林碑刻,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人们保护森林、树木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基于朴素的生态观念和风水意识,加强对寺庙林、风水林等的保护,其目的并非出于自觉保护林木,但客观上还是达到了保护林木的效果。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人们切实意识到破坏林木对生产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因而,加强对林木保护的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们的滥砍乱伐,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它们或竖于田间地头,或立于祠堂庙墙,警示人们禀遵毋违。这些碑刻资料大都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乡规民约性质,是珍贵的民间环保史料。其记载的有关破坏森林的性质主要是习见不鲜的一般性砍伐,不同于大规模的军屯民屯的毁林开荒,故而鲜见于文献记载。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视。     

诸葛村 古村落保护模式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西部兰溪市境内,是一个以血缘姓氏的宗族聚居村落,村中聚居着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后裔3000多人、1000多户人家。村落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村中古建筑存量大、形制齐,基本为明清建筑。     

明清西北筑城碑记的形成、特征及历史地理学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西北筑城碑记大约存有269篇,其中原碑尚存于世者32方,是研究明清西北城池史宝贵的一手资料。甘、宁、青三省现存明代碑记最有特色,有大量卫所营堡的筑城碑保留。州县碑记大多有若干时段连续的拓城记,连缀起来就是城池形态扩展的整体叙事。明清西北筑城碑记所反映的城镇类型也多种多样,州县城镇最多,卫所营堡占有一定比例,其他如驿城、巡检司城、厅城、寨城、关城都有一部分存留,非常难得。这些碑记作为第一手资料,详述了筑城过程、工程耗时、销银数量、捐资人户,对于考证原委、制度复原、社会阶层以及城镇职能与形态扩张都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江淮西部地区干湿状况研究(1450-1911)

对明清江淮西部地区的旱涝史料进行梳理,对逐年州县旱涝灾害资料等级进行量化处理,并通过计算旱涝平均等级值和10年滑动平均值,重建1450—1911年该区域的干湿变化时间序列。结果发现,该区1450—1911年间共出现6个干湿阶段: 1450—1490年,以轻度干旱为主;1491—1545年,旱涝灾害频发,干湿波动较为明显;1546—1625年,旱涝灾害少发,干湿比较平稳;1626—1710年,以中度干旱为主,极端干旱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1711—1860年,气候湿润;1861—1911年,干湿波动偏湿润。不同的干湿阶段对江淮西部的湖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干旱时期,湖盆积水减少,湖周萎缩;湿润时期,降雨增加,湖泊的蓄水量增加。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