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酒与明清晋商

酒是人类生活中历史悠久的一种食品,它随着人们的需求得以不断发展。《汉书·食货志》称：酒为＂天之美禄＂。就是说,酒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优美享受。而且以禄字讲,是有福之人才能享受。我国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约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以谷物酿酒已经普遍,周代曾设专门管理酒的官吏——酒正。春秋战国时期已发明用曲（酒母）酿酒之法,欧洲19世纪才在酒精工艺上建立起淀粉发酵法。     

清代举人“大挑”轶事

正一、举人大挑之缘起明清时期,举人作为科举正途出身,其地位和前途虽比不上进士,但远比秀才要优越宽广。举人可以考进士,可以考内阁中书,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再通过考试做官(《明史·选举志》云"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可以捐六部主事或候补道台,还可以出任地方书院的山长。在某些特定时期,举人还有直接选任部司推官或知县、同知的机会,比如在明代洪武初期(《明史·选举志》说天下初定,官多员缺,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崇祯后期(参《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雷縯柞传》)以及清顺治初年。     

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资金来源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而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是书院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书院数量众多。书院的支撑要靠经费,徽州地区如此众多的书院经费从何而来?研究徽州书院的经费由来,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徽州书院。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评介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社会控制》）,该书系徽州宗族史、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拓展了明清徽州乡村社会史研究新领域。     

隐匿在文字背后的亲情与友情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名贤尺牍十通

尺犊,源于上古时期的简牍,别称“尺札”、“尺简”、“尺翰”、“尺素”、“尺鸿”、“书札”、“信札”、“札翰”等。司马光《书仪》云：“先公犊而后私书。”早期尺犊上所书多为官事奏牍,秦汉以后,私书渐兴,尺犊才成为私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至魏晋时期渐次形成“官曹文书,世间尺犊”的适用格局。唐宋以降,     

《文选》评点集大成著作——于光华《文选集评》考论

于光华《文选集评》是《文选》评点史上唯一一部以"集评"本身为目的的评点著作。它集录明清三十余家评点,大体涵括了明清《文选》评点著作的主体内容,集中反映了明清《文选》评点的主要精神,是《文选》评点史上的集大成与总结性著作,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虽也有缺点与不足,但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     

浅析平遥城门的文化魅力

平遥古城,因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遐迩。它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物古迹。尤其是渗透于城墙各个城门内不绝如缕的文化魅力,更让人称奇道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