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萨尔与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

何塞.黎萨尔被认为是菲律宾"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基石"。在有关黎萨尔的研究中,黎萨尔与菲律宾政治变革的途径,即经由"改革"还是"革命"来达致国家的独立、获取全民的"福利",是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从黎萨尔的著作来看,黎萨尔倾向于经由菲律宾政治精英在殖民政府内部对现有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一场彻底的、激进的"好改革"来实现菲律宾的独立和民主。如果这一条道路走不通,那么,"暴力革命"将是最后的手段。黎萨尔所强调的"精英化的好改革"的政治思想,经由美国殖民政府的渲染,最终构成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的基本模式——旧框架内的和平革命。     

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

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     

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政治权威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社会发展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政策绩效和体制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威。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国共之间的内战,为两党第二次合作铺平了道路,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对1930年代苏联对中国影响的理解,同时亦可深化人们对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认知.①     

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研究

本文坚持作者长期主张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研究路径,从表象史的角度对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前期的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进行探讨,从各种侧面的文献的言说缝隙中捕捉其被强势话语所遮蔽的某些微弱声音。作者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准噶尔人的疆域观具有自己持续强烈的思维定式,游牧社会中原始的地点漂泊不定与"非地域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划定旗地在蒙古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东亚历史上具有至为深远的意义,对蒙古民族的疆域空间观念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舆论监督”的一件逸闻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保证志书质量的思考

二十多年来修志工作实践证明,志书的生命力取决于志书自身的质量,这在方志界也已形成共识。志书质量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一个总体衡量标准,从组织领导到工作运行,从队伍组建到业务培训,从编纂指导思想到具体编纂业务,从搜集资料、设计篇目到编写志稿,从政治方向、史实内容到体例文风、书写规范,直至印刷出版,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有个质量问题。因此,在我省二轮修志方兴未艾之际,为了能编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作,我们很有必要对志书质量这一重大命题,结合修志实践,作深入的探索,并形成一套系统、全面、可操作的制度。以下结合修志工作谈些个人的体会,供同志们讨论。     

“五四”今年过米寿——读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有感

新年伊始,一阵强劲的春风化解了冰冻多年的神州大地。温家宝总理年前对文学艺术家发表的交心交底的谈话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知名人士发表了同样激情的谈话,也推心置腹向我们的总理交底交心。这种上下一心互信互爱的政治空气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空前的话。我国传统的做法是,领导发表文告,全国各地纷纷表态支持,气势虽然磅礴,但人们看得出来,这种千篇一律的表面文章,大都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由上级指示组织的。这次对温家宝谈话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自发地发表评论感想。他们的一些真心话甚至是冒着触犯当局禁忌的政治风险说出来的。我国有影响的月刊《炎黄春秋》给这次历史性的上下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深得人心的平台,真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