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芳家族的礼仪实践：明初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

14世纪下半叶,伴随元明易代而起的“重建礼制”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欲了解此过程,除关注王朝的顶层设计外,还应从地方社会自身的逻辑出发理解明初礼俗改革。通过张廷芳家族祭礼改革,可以看到彼时泉州儒学的民间实践,它们与官方推崇和推行的理念不完全一致,其实质是使用本地儒学传统来凝聚乡族联盟成员的认同。从宋元到明清,泉州经历了从“文化多元”向“文化霸权”时代的转变。不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泉州的命运不是一个线性的“儒”进“佛”退的过程,泉州的“文化多元”始终以它特定的方式存在。     

明代梅瓶的使用

就梅瓶自身的发展历史看,明代的梅瓶在造型上经已完全程式化,但众多材料表明它们在用途与使用方式上却一反传统。本文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探讨,来加深对明代梅瓶所具社会功用的了解与把握。     

“明线刻司马迁骨质牌饰”考辨

馆藏牌饰,原名有误,应为明线刻司马迁骨质牌饰。本文从用材、画像、书刻、圈椅等方面进行考证,均具有明代特征。正面线刻人物与背面刻书互为印证,反映同一主题,即"史圣"司马迁。刻书内容广博,用《龙门史》喻《史记》,并与汉代诸家相较,无以比肩。牌饰正面所表现的圈椅,在已发表的家具资料中不见,为研究明式家具提供了新资料。牌饰材质的探讨也为区别牙质与骨质提供了范例。     

明代“空白期”景德镇彩瓷技法溯源

1988年、2014年景德镇两次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信息。本文以景德镇“空白期”折沿盘为例,通过梳理类似的考古出土品、馆藏品、各地旧城改造发现品,比较其纹饰和彩绘技法可知,明代“空白期”彩瓷技法的来源,可以追溯至12世纪。     

明代九边军兵的冬衣布花赏赐

明代赏赐军兵冬衣布花制度不断完善.以九边军兵为例,赏赐对象覆盖卫所制和省镇营兵制下的军兵种类,并照顾到家属.常例赏赐有布四匹、花一斤八两,布三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八两,布二匹、花一斤等标准,体现着区域和军兵种类差异,一般一年一发,在七、八等月放毕.又有战功、修造等非常例赏赐.布花的有效解运是发放的基础,国家调整解运程序,尽量保证布花输运不辍.国家还调整财政机制、规范支领程序,保证冬衣布花发放.冬衣布花赏赐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兵生活,很多时候又难收实效,缺乏有效整合与监督机制的多头财政体制和官员腐败是主要原因,君主个人意志和国家明显的施政失当影响亦深.     

安徽合肥出土的买地券述略

买地券是研究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以及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原始材料。文章公布了合肥市历年出土的五代暨宋、明8块买地券的资料,并从买地券的质地、形式、内容等多方面进行初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期平均为8.4%。殿试规模和录取数在理论上皆等于同科会试录取数。永乐二年后,明廷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55%。上述录取率,都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矛盾造成的。     

明代羁縻卫所制述论

羁縻卫所制是明朝政府为了实现对西北和东北边疆地区及民族的有效统治 ,而创设的一种地方管理模式 ,与同一时期推行于西南地区的土司制有所不同。文章从羁縻卫所的设立、明朝政府的管理措施、羁縻卫所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强调指出该项制度的推行和实施 ,对维持明朝北部边疆的相对稳定 ,促进边疆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了积极作用。     

常熟市虞山明温州知府陆润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

明代陆润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金银玉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完整的墓志铭文为了解明代社会结构增添了新的资科。     

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高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