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年例银制度形成探论

明代年例银制度是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形成的一项军事供给制度。宣德十年(1435)首先出现京运银,历经景泰、天顺时期,京运银两中有一笔银两开始向"岁例"发生制度性转变的趋势;成化、弘治之际,"常数"、"岁运"、"岁例"、"年例"、"年例银"等名称的出现是这笔京运银两制度化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初步形成;嘉靖十六年(1537)年例银一年一发的规定以及年例银会计预算制的出现,意味着明代年例银制度的完全确立。年例银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改变了明代国家的军事供给体制,是明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

<正>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     

传奇特工胡底之死

他是1920年代上海滩的武打电影明星,被誉为"东方范朋克";他是国民党"中统"干将,担任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高级特工,与钱壮飞、李克农并称"龙潭三杰"。这位曾在危急时刻挽救党中央的红色特工,却在长征途中埋骨异乡,半个世纪不为人知。他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没有定论。传奇特工胡底之死将带您一探历史真相。     

最年轻和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最年轻的叫刘仁静,一大召开时,他年仅19岁。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学习,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托的信徒。回国后,刘仁静公然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顽固坚持托派思想。1929年刘仁静被开除党籍。之后,刘仁静因其阶级调和的思想亦被托派开除。抗战前,他倒向了国民党,倒向三青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刘仁静携妻儿跟随逃难,逃到西安。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     

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

洪武、永乐年间曾经两次大规模迁徙富户到京师,这是明初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依据新发现的徽州文献,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对此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初的京师富户之役是为修建新都而针对特定富民群体设定的一种极为严苛的徭役,被强迁的富户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明中期以后,京城的大规模建设业已完成,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措施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对京师富户役进行了多次宽免。在明代中期的役法改革中,京师富户役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原籍地摊派征收的银差,明初强迁至京师的富户之役则逐步消亡。     

德国首都柏林:各类族群的集聚地

自德国统一以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也在逐步推进。然而,在德国国内,一度被断言"死亡"的种族化的地域色彩却经历了一个"复活"的过程。德国的各地域人群一直都在拟制"自画像"和"他画像",而且将其越来越与公民社会运动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政治中心的首都柏林,可以说存在一种"身份认同的游戏"。一方面,都市文化需要多样性和异域风情;另一方面,地域标识也愈来愈成为社会、政治领域内非常重要的包装宣传策略。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倾向于地域研究的政治民俗学绝对具有全新的、重大的意义。     

日扎山下唱响民族团结和谐曲

阳春三月,走进日扎山下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杏儿藏族乡,河沟岸边柳丝垂绿,荒山坡上杏花斗春,硬化路上车来车往,教学楼里书声琅琅,农家院里笑语盈盈,处处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杏儿乡坐落在民和县南部110公里处的一座干旱偏远的大山沟里,在6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藏、汉、土三个民族,有938户、4258人,除了20%左右的     

明代云南书院考析——以明清云南方志为中心

文章认为,明代云南书院建设应始于明代弘治年间,最早应兴起于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一带;就其所建书院数量而言,整个明代云南各地所建书院大致可确定为78所。明代云南书院建设与当时全国各地书院建设大致同步,书院建设地域集中,书院一般由各地方官员动议而建,明代云南书院建设与王学入滇也有一定关系。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