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马监驾牌明代“弼马温”的工作证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都北京”展览里,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圆牌,大小略逊于手掌,上部是荷叶形的牌首和用来穿系穗带的圆孔,正面中间自一上至下有篆书“驾牌”二字,左边是四字楷书“出京不用”,右边是楷书八字“帝字伍干肆佰伍号”,都是阳文。     

明代延绥镇红山市相关问题释证

明代延绥镇的红山市是蒙古部俺答汗及其众多部族归款以后,经河套地区吉能等部请求,明政府同意并于隆庆五年(1571年)在榆林镇开设的互市市场。红山市不在现在所说的头道河一带的滩地,而在当时的"款贡城",这是当时的制度决定的。易马城虽然在以前做过易马市场,但在红山市设立以后就不再与互市场有关了。先有易马城,后有红山市,而不是相反;易马城不是当时的民市,红山市也不是单纯的官市。红山市互市时间,最初是定在在每年三月进行,但后来因蒙古诸部屡有侵犯,或因马价和抚赏纠纷等原因,相关制度与实际情况出入很大,互市时间迭有更换,并且马市也时开时罢。     

不私一钱的杨继宗

明代杨继宗,字承芳,山西阳城人。天顺初年考中进士,授官刑部主事。历任嘉兴知府、浙江按察使、佥都御史兼云南巡抚。那时的官场已不似明初严整,官吏贪腐渐成风气,杨继宗身处其中,却不为所染,以至当时掌权的太监汪直都承认：“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     

清代举人“大挑”轶事

正一、举人大挑之缘起明清时期,举人作为科举正途出身,其地位和前途虽比不上进士,但远比秀才要优越宽广。举人可以考进士,可以考内阁中书,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再通过考试做官(《明史·选举志》云"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可以捐六部主事或候补道台,还可以出任地方书院的山长。在某些特定时期,举人还有直接选任部司推官或知县、同知的机会,比如在明代洪武初期(《明史·选举志》说天下初定,官多员缺,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崇祯后期(参《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雷縯柞传》)以及清顺治初年。     

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作为一股独特的势力,他们除了承担传统的内廷杂务之外,还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而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宦官专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士风——谄媚依附之风和刚正不阿之气节,也对文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唐伯虎其实不“风流”

在民间,提及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唐伯虎,总冠之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名。,这里的“风流”有文采飘逸、性情狂放不羁之意,但更多的是被理解为形迹放纵,尤其是当今关于唐伯虎的众多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观众眼球,提高收视率,常将他的浩然才气与逛青楼睡妓院、贪图色欲混为一谈。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真的是一位风流好色之徒吗？     

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

正文化概念纷杂不一,大多隐含将文化视为一种既存状态的倾向,包括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也一样。赵轶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对政治文化的定义,阿氏将政治文化看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并认为这种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样的概念强调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既存事实的存在,强调文化自然形成以及传承的特点,容易让人们忽视政治文化形成     

由士大夫的讲学活动看明代士风简

从明代士大夫的讲学和结社活动,特别容易看出明代有别于之前和之后朝代的独有的士大夫精神面貌。明代士风意气昂扬,讲学结社活动盛况空前、后无所及,是明代的一个突出特点,以此可以更好地展开关于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士风的讨论。     

徐州市时尚大道明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

2005年,为配合地下通道工程,徐州博物馆对市区内时尚大道的古代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明代遗存。其中统一北街及街道两侧的店面、商铺等遗迹对研究明代徐州的城市布局、经济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横海歌》石刻：见证明代铜山抗倭史

东山岛风景秀丽的水寨大山之巅,有一方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摩崖石刻——《横海歌》,它由明代浙闽都督施德政题诗并手书。其文词壮丽,豪情万丈;其书法洒脱,恣意纵横。全文竖书21行,共309字,为东山岛上迄今篇幅最大的一片摩崖石刻题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