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乐安明弘治纪年墓

1996年5月间,我们专程护送文物到南昌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其中有我馆在1987年严厉打击文物走私与盗掘古墓专项斗争中于公溪镇缴获的青花梅瓶和青花香炉。耿宝昌先生看了之后,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他又说:“这些文物如果能弄清它的来历和确切年代的话,那么,它还可以升级。”这些年来,耿老的话我们一直记在心上,并想方设法要把它弄清楚。最近两年,馆里曾经多次派员到公溪镇调查,但因时隔十余年,给我们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工夫不负有心人。由于我们不辞跋涉之劳,终于了解到这些遗物出自距公溪镇四公里的马迹湾村后山上一座古墓,还有一…     

黔明寺今昔

寺院概况 黔明寺座落贵阳市阳明路。清《贵阳府志》载:“黔明寺在府城内西南隅双土地街,明末创建,乾隆三十六年重修。”清初曾有行之显笃禅师住锡于寺,弘传禅宗。最初规模较小,经住寺僧众多年经营,寺宇逐渐扩充。 黔明寺坐北朝南,中轴对称,进门有山门影壁,大雄宝殿、大悲阁、藏经楼及客堂、斋堂建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     

再谈显德年制款印花碗与文献记载中的柴窑（上）

近日翻阅《收藏家》过刊,偶然发现数年前的一场“笔墨官司”。2002年,北京藏家的一件“显德年制”款孔雀蓝釉碗残片引发了陶瓷业界不少专家和爱好者的热烈讨论。曲永健先生首先撰文披露这件残片,认为有可能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辖域内百姓自发的歌功颂德之作,属磁州窑系产品．     

掀一掀上海的衣角

假如你去过东方明珠,一定都是去半空那个圆球吧？我的行程截然相反,是去东方明珠地下一层。那次是去拜访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顾主任,然而我在外滩附近一栋老建筑里见到他时,简直疑心他将博物馆藏在自己的衣襟底下——他办公的这栋楼.     

试论明至清前期黔中城镇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重点,多集中在中原、江南、口岸等城市,不关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的历史状况,因此很难形成对中国城市发展起源、类型、特征总体的科学总结。笔者在日常文化遗产调研的业务工作中,发现贵州城镇中保留下来可供我们作为文化遗产观察、分析和研究的古代城市建筑物、街区、城垣等遗产已所剩不多,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城镇历史遗物的文化价值、社会意义所知甚少。本文拟就明至清前期黔中地区的城镇发展史做一点粗浅论述,以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遼世宗朝史事考

遼世宗耶律兀欲在位不足五年,本文對世宗其人、繼位始末、天祿間遼漢周關係及其遇弒作了考辨。以往學界論及世宗朝史事,一般只關注兩點:其一,認爲世宗繼位及遇弒都是契丹傳統可汗世選的反映;其二,認爲世宗遇弒的直接原因是諸酋反對南征,因而將世宗、穆宗皇位之更迭視爲契丹由進取中原轉向草原本位的標誌。本文對這兩個成說都有所質疑,指出世宗繼位與世選無關,天祿間的動蕩以至世宗遇弒,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得國不正的直接後果。而所謂世宗死於南征的說法,是中原士人的附會,不能得到遼朝文獻的支持。     

《白虎通》暨《疏證》之誤一則

《白虎通·三軍·論受兵還兵》:"王命法年卅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陳立《疏證》:"故未至三十不受兵者,所以重絕人世也。"案:《太平御覽·兵部·軍行》引《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法何?重不絕人世也。"《白虎通》與《疏證》此處"重"下當皆脫"不"字。從語義上說,無論是《白虎通》下文"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何?不忍並鬥人父子",還是《疏證》"男子三十而娶,始有繼嗣之端。故未至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