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与1933年中的华北危局 --以应对黄郛北上为中心

在塘沽协定缔结之前,日本外务省内部对于中日关系应如何发展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随着黄郛奉国民政府之命北上处理时局而具体显现出来。在与此事务相关的驻华外交官中,有吉明公使主张应透过支持黄郛,来达成与国民政府的和解并进而与其合作。然而一等书记官中山详一等人则大致接受关东军的主张,认为应在华北成立一个实质上脱离国民政府控制的政权。初采模糊立场的内田康哉外相,其立场大致倾向于中山等人。他最终否决了有吉的构想,并试图与国民政府签订一个政治协定。此一过程具体显现了当时外务省内部在对华外交构想上存在着分歧,以及其对华强硬派常占上风的历史事实。     

明传奇《李丹记》作者刘还初新考北大核心CSSCI

明传奇《李丹记》,一名《再来人》,演隋道士梁芳去终南山李树下埋灵丹度化裴谌、王恭伯等成仙事,是晚明一部有代表性的宗教题材戏曲。关于其作者刘还初,学界所论甚少。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中朝之间的东段边界,大约从渤海时起,至元朝初年约千余年,基本稳定在朝鲜成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朝建立后,元与高丽的东段边界南移至朝鲜铁岭一带。中朝边界北移改为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

明代的生员,自万历以后,以各种原因而放弃生员资格与身分,甘愿成为布衣渐成风气。探其原因,有不堪迎谒官员困苦而援例侍养、告免,有一时负气或不满现状,也有为尽士节,不一而足,更多的是屡试不第。晚明生员弃巾后,生计即成问题,因而弃巾后生员的社会动向,或经商,或学仙,或为僧,或放意林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动向中,成为山人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一些社会性动向。     

理清资料来源是鉴别旧志所载的重要方法——以明代闽西南设“抚瑶土官”说辨正为例

慎重鉴别古代方志资料的真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编修新志在引用旧志资料时尤应注意其准确性。晚明和清代闽西南方志如[乾隆]《龙岩州志》误载“抚瑶土官”之事,系引自[万历]《漳州府志》,而此志又引自万历之前毗邻闽南的粤东方志资料,以至以讹传讹。因而在引用旧志资料时,须通过理清其来源,慎加鉴别。     

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简介（二）

成都明蜀王陵坐落在成都市区以东5公里的十陵镇,是明代帝王蜀藩王家族陵墓群。据史书记载,明王朝在近三百年间共封了13位蜀王。以僖王陵为中心的10座明陵,分布在十陵镇南侧正觉山麓及山前的青龙埂等地。1978年以来陆续被发现,并发掘清理了僖王陵和昭王陵,影响很大,为世瞩目。     

绝版精品：明代南京城墙砖谱

在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南京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明南京城墙砖文图释》,为学术界、收藏界献上一份厚礼。通读全书,这部大作具有五个鲜明的特征。一、匠心独运,填补空白,具有独创性。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六朝古都”之誉,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南京城墙就是其中之一。保存至今的南京城墙,其建造始于元末明初。据史料记载,朱元璋于元末明初下令造砖筑城,劳役无数,耗资无数,历时二十     

康熙试种推广双季稻

据新编《吴县志》、《苏州市志》载：在清康熙年间,“苏州葑门,种喇嘛稻,亦称西番籼,岁可两季,农历三月十八日谷雨前插秧结束,六月初四收刈完毕。第二熟六月十六日栽插结束,九月十五日收刈。”据《清稗类钞》、天津大学历史研究所白新良主编的《康熙皇帝全传》和由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洪焕椿编的《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等书载：康熙皇帝在听政之暇,选宫内丰泽园开垦水田数畦,种上玉田产的稻种,每年九月成熟收刈。某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康熙又照例来到田边察看苗情。     

征服海洋之术

郑和下西洋被誉为明初盛举,然非常之举须有非常之能力,就横越印度洋及造访海外30多国来说,所谓的非常能力就是完备的航海技术。相关的航海技术的建立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中国人至少已经有一万年以上的海上活动历史,其技术乃由历代经验传承逐渐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