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古剑表面处理工艺初探

剑,始于何时?至今还没有确切的发掘资料证实。但在西周早期剑的形式已相当成熟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的盛行时期。     

2002年度香港西贡沙下遗址C02区和DⅡ02区考古发掘简报

20 0 2年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香港发掘西贡沙下遗址 ,发掘面积达 70 0平方米。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和宋元代的遗存。遗迹中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有房址、灰坑等 ,青铜时代有房址、灰坑、石器制造场、灰沟等 ,宋元代有灰坑。遗物中有不同时代的石器、陶器、硬陶器、瓷器、釉陶器等。     

独角马造型的考辨——从朝阳袁台子出土动物形铜饰谈起

《尔雅》、《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均提到了独角马形神兽。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自明清起,文献中的几种独角马形神兽已混为一谈。本文在对出土遗物上相关动物形象进行细致比对后,得出朝阳袁台子出土铜饰上的动物形象并非俞人的独角马形神兽,而是一种写实的动物。文中另列举了一些相关遗物上的独角马形象,认为不宜贸然将考古所见的动物形象与文献中的神兽对号入座,早期文献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写映出边疆民族的艺术与信仰。     

浦城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

福建青铜时代大约在商代晚期至汉代前期,近二年来,在浦城发掘了一批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获得一批重要的随葬品。首次发现福建境内的周代石室土墩墓,首次在福建墓葬中发现青铜器．并发现至今为止的“福建第一璧”、“福建第一剑”,填补福建考古空白和历史空白。     

前现代国际体系与尧舜禹时代

多元一体是早期中国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尧舜禹时期以黄河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北起辽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早期文明实体及正在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各原始部落或部族,在社会一文化、经济、政治与军事互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已经构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前现代国际体系。尧舜禹政治集团,则是建立在方国联盟基础上的一种国际次体系。     

关于培根"起义"的提法问题

1676年,英属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爆发的培根事件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件大事,也是英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的一件大事.在美国出版的早期史著作中,上至大中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下至历史辞典、历史百科全书等工具书,都有详略不等的介绍,至于专门著作、专题论文更是与时俱进,不仅数量多且具时代色彩,从17世纪70年代直到今天可以说从未中止过.然而,对培根事件的提法,在中美史学家的著作(含翻译著作)中却截然不同.一般说来,美国的史学家们自始至终的提法都是培根"叛乱";在我国,解放后的出版物除个别著作外都是用培根"起义"的提法.究竟哪种提法更贴近北美殖民地历史的实际?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史实考略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青年会"(Y.M. C.A),1844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1821～1905)创建于伦敦,其最初宗旨是改善青年店员的精神生活.1851年,一些美国年轻人来到伦敦参加世界博览会,他们深为青年会的活动所感动,回国后随即创建了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并迅速在青年群体中流行开来.1855年,欧美各国青年会举行第一次国际会议,组成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19世纪后期,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陆续在天津、上海等地建立组织,成为对中国城市青年影响颇大的一支宗教力量.然而,很多中文论著在提及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早期史实时均各执己见.笔者将查找到的各种关于青年会传入中国的论说版本列出,并结合自己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初步的梳理和考订.     

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

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长城沿线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内蒙古东南部、辽西等地分布有若干石城带,这些石城带基本上都位于当时农业、半农业文化区的北缘,受到气候环境变迁的影响而南北略有移动,其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的南侵。由于这些特点与长城有可比之处,故可称其为长城的"原型"。     

豫皖苏根据地早期抗币斌考

2005年,笔者在鉴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抗日战争时期货币时,意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期,拨自南京图书馆、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两枚1940年萧县发行,面值为伍角的“地方流通券”与“地方兑换券”和4枚1941年1月宿县二区发行的贰角伍分、伍角和壹元(2枚)“地方兑换券”。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文物卡片排列中,仅将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归入抗日根据地货币类。但据史料记载,当时萧县、宿县均为豫皖苏根据地所属地区。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豫皖苏边区的发展分前、后两个时期,即1938年底,创建豫皖苏根据地至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撤向津浦路东…     

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

利比亚现代化一方面具有原始现代化的诸因素;另一方面,作为殖民主义背景下开拓出来的新国家,这一历史起点又使它的现代化既具有巨大的传导性,又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利比亚是在帝国统治和外邦殖民双重结构的基础上,由三个不同地区整合而成。立国之初,在现代化模式上就存在着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主张,两种治国方略实际上是关于利比亚未来发展和现代化的两条不同道路和模式。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决定利比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会一帆风顺,更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现代化模式历史选择的多样形态和客观条件的规定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