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海上丝绸之路的天尽头

前文说过,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于南海的广东和广西,2014年,笔者在广州参加韩国庆尚北道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才知道这几年韩国以庆尚北道为首倡的"丝绸之路东起点"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韩国学界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是庆尚北道港口。不知道日本学界会不会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热"研究中来……这个话     

勿忘历史 铭记使命

先贤有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粉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种亵渎呢?!"娱乐至死"的年代,荧屏奇葩也格外多,尤其一些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把中国军队描写得无比神勇,而日本人跟跳梁小丑似的。可是,如果当时的中国军队真得如此强悍,毛主席就不会提出"持久战"的思想,国民党政府也不会被逼得迁都重庆,丢下绝望的南京城任由日本侵略军屠戮。当时全中国惟一一支、同时也是第一支机械化部     

淮海战役中的大连炮弹

人们常说,人民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体现以弱胜强的豪迈心情。当时,人民军队里还有更有趣的说法:"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这倒是真的,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多是缴获而来的,而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郑伯克领导云南地下党工作

郑伯克是四川沐川县人,1909年7月出生,2008年3月逝世,享年99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作为他的下属曾在某中央国家机关与他共事多年。他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41年6月,郑伯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带着周恩来的指示,从重庆来到昆明,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从事领导云南地下党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领导云南地下党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的统战     

贵阳清华中学创办回忆

回忆当年的创业情景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劲头十足,没有一点私利;在讨论办学问题时,没有上下级,非常民主,一起决策;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做事都极其认真,都以最好为目标。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和清华同学王万福、唐宝鑫从北平逃难到汉口,我的父母也因家中住宅遭日机轰炸受损、城市安全岌岌可危,带领兄弟和     

金代"石州"考辨

《金史·地理志》记述石州旧名为昌化军,兴定五年复隶晋阳。利用本证方法,结合相关地理文献,指出"昌化军"实为"昌化郡",始得名于唐天宝元年;所谓"晋阳"绝非一具体的行政区地名,而是"晋阳公府",即指称金末"九公封建"之一郭文振总领专制河东北路。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外交部呈核对《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之意见书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国务院暨陆海军部共同制定了《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分发各同盟国,该政策从维护美国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战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占领目标和处置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其全文翻译,并几经易稿撰写了《对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之意见书》,对美国的占领目标和各项占领政策进行了分析评论,敏锐地指出了该项政策所反映的美苏分歧。本件史料对战后美国占领政策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基督教界的反战言行及其本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界发表了大量反战和平言论,并在实践上作出中日和解的尝试。但多数人并未认清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反对的只是战争本身,而非制造战争的日本政府。这种不纯粹的和平言行本质上与真正的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且缺乏稳定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之所以迅速转向支持侵略,直接诱因固然是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舆论蒙蔽,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基督徒的自主选择。这种情形在日本宗教界具有普遍性,反映出战时日本宗教界并未真正清醒。扩大来看,战时日本国内的和平话语需要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