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探析——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占领地华资工厂实施"军管理",采取攫夺拆卸、"合作"经营、租赁变卖等形式使民族工业遭受重创。1940年3月,为配合成立在即的汪伪政府,昭彰"日中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日本决定"发还"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至1943年7月28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等140家华资工厂历经日方公告、国民政府阻扰、汪伪督促等曲折后,先后解除"军管理","回归"中方。但究其实质",发还"只是日方经济统制与政治占领的另一种延续,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并未因此而"重获新生"。具体到大生公司,其"发还"的坎坷历程,背后暗含着鲜为人知的势力折冲、日汪等多方势力的各取所需及"军管理"工厂的艰难求存。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自由港制度的历史考察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旅顺、大连地区以及"南满"铁路及附属地一切权利。为把大连建设成为对东北地区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桥头堡,日本开辟大连港为自由港。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依靠殖民统治,利用自由港制度的便利以及对大连海关的绝对掌控,以对外贸易为幌子,一方面把巧取豪夺来的东北资源或输出到日本国内为其工农业发展提供原料,或销售到世界各地赚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把其国内生产的工业产品倾销到中国内地,为其侵华战争提供物资保障和资本支持。     

《广东华侨史文库》新出版六种图书

《广东华侨史文库》是《广东华侨史》编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10月、12月,《广东华侨史文库》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新书,包括《甘蔗收割者——圭亚那契约华工史》《〈岭东日报·潮嘉新闻〉梅州客家侨乡史料选编》《澳新军团中的华裔军人(1885—1919)》《东亚华侨资本和近代朝鲜:广帮巨商同顺泰号研究》《唐人街·毛岛往事》《日本长崎粤籍华侨史料选辑》六种图书,其中包括专题研究著作、史料选编和国外学者的译著。     

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结合年代测定、考古发现和遥感影像资料,通过空间分析,作者认为唐玉门关和墨离军驻地应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故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关卡,亦即北魏时期新开伊吾道的起首。唐代玉门关地处疏勒河和榆林河下游洪积冲积扇缘的古绿洲,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环境因素是制约关城选址的基础条件,而政治、军事等人文地理因素则是决定玉门关时空变迁的关键。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日本店歌太“洗脑”

在城市生活的日本人,每天也都去超市、商店、百货店等地方购买食材、生活用品等,在国内就爱逛街的我,到了日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逛街机会。只不过,我着实不太适应日本几乎所有商店都有的“店内放送”(店内播音)。     

百年来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动机的书写

不同时期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战争叙事,分别基于某种解释而选择了不同的叙事内容,进而赋予意义加以书写和叙述。“教科书文本”只不过是对已发生之事的种种“解释”,而不是客观的“知识”,其中既有揭示,也有掩盖。百年来,以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占领日本时期为分界,在不同的权力制约下,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叙事尤其是侵略动机进...     

清朝驻日使领与朝鲜“朝士视察团”北大核心CSSCI

1881年5月至8月,清朝驻日使领与奉命考察日本的朝鲜"朝士视察团",围绕国际大势、中朝两国的困境与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全方位地评判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赞赏日本改革在器物层面所取得的成就,批评日本在政治体制、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全盘西化,断定日本改革已呈骑虎难下之势,明治维新决不可能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它带有明显的中国印记,折射出中朝两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