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滕州官桥村南遗址北辛文化遗存发掘简报北大核心CSSCI

2015—2016年,山东大学与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共同发掘了位于滕州市薛河流域下游的官桥村南汉墓群内的北辛文化遗存。共清理了17座形制为椭圆形或圆形的灰坑,出土遗物种类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和动植物遗存等。陶器主要有鼎、钵、小口双耳罐等,石器有石铲、石锛、磨棒等,骨器有骨锥。动物遗存和炭化植物遗存种类丰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

护国运动爆发后,护国军方面始终反对帝制,但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日本为全面掌控中国,决定利用护国运动之机实施"倒袁"政策,在华扶植亲日势力。日本有意识地密切与护国军的联系,提供借款、军械,增强护国军实力及信心,强化护国军的倒袁立场,以巩固南北对抗的基础。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护国军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南北妥协的可能性加大。日本对护国军进一步施加影响,压制英国的调停意向,增大了南北妥协的难度,并致使冯国璋主导的南京会议归于失败,冲消了袁世凯去世前南北实现和解的最后可能。护国战争期间,南北不乏实现妥协之机,双方最终止于局部停战,日本是贯穿其中的阻碍因素。     

由“调查”走向“施疫”:近代日本对东北畜疫的因应(1895-1945)

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东北频繁爆发的畜疫严重威胁当地日军和日侨,促使日本开展应对性调查,调查机构由驻地日军转为当地日本各领事馆、朝鲜总督府、关东厅等,调查方式由被动接收报告转为主动开展区域调查,调查内容由畜疫损失转为畜疫识别,调查后采取临时性与制度性结合的应对举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畜疫调查网络化、精准化",日、满、鲜"多机构在中国东北实施军民联合的全境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炭疽、鼻疽病细菌武器化的可行性研究。1937年,"军用细菌研究"命令直接促使畜疫调查转向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与实战,走向国家性主动"施疫"。     

商周时期南北方铜矿开采技术比较研究--以鄂赣交界地带和辽西地区为例

本文选取了鄂赣交界地带和辽西地区的4座晚商至西周早中期的古铜矿遗址,分别从探矿技术、开采技术、开采工具、相关配套设施和选矿技术等方面对南北两区域古铜矿的开采技术进行全面比较,并试图从两地的自然环境、矿物品质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等不同方面来解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     

中法战争前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中法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在面对法国同盟邀请时,基于本国财政、海军以及修约等问题的考虑,选择了示好中国,婉拒法国的立场。而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转而采取两手策略,两面下注投机。一方面,在中法问题上亦步亦趋地追随英德美三国;另一方面,私下依旧在设法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此举目的在于应对战争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即如发生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或战争最终和平解决都能获利。日本政府借助中法战争,提高了本国国际地位,促进了内政外交难题的解决,加速了军备扩张的脚步。中法战争是甲午中日战争的一次预警信号,客观上导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有所提前。     

鹿地亘:一个日本作家的反战同盟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鹿地亘因反对日本侵华受到迫害,1935年获释出狱。1936年初,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辗转来到上海,与鲁迅先生结识,并成为至交。上海沦陷后,鹿地亘夫妇避难香港。     

末代皇弟溥杰的跌宕人生

说起末代皇帝溥仪,可谓众所周知、家喻户晓,但他的弟弟溥杰却鲜为人知。溥杰少年时代在封建教育和家庭的影响下,与唐怡莹成婚。年纪稍长,即赴日本留学,幻想依靠日本军国主义恢复帝业。伪满时代,他在伪军中任职,并且再婚娶日本人为妻。直至1945年被俘,他的末代皇弟生涯终结。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