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历史 铭记使命

先贤有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粉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种亵渎呢?!"娱乐至死"的年代,荧屏奇葩也格外多,尤其一些抗战题材的影视剧,把中国军队描写得无比神勇,而日本人跟跳梁小丑似的。可是,如果当时的中国军队真得如此强悍,毛主席就不会提出"持久战"的思想,国民党政府也不会被逼得迁都重庆,丢下绝望的南京城任由日本侵略军屠戮。当时全中国惟一一支、同时也是第一支机械化部     

岫岩满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

2015年5月19日,岫岩满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岫岩中国玉雕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正根,辽宁省政府副省长冮瑞,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大庆、省民委主任甄杰,鞍山市委书记王世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春山、市政协主席张庆岩,省、市、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兄弟自治县嘉宾出席大会,共庆岫岩人民的节日。     

改革创新促发展 新常态下惠民生——2014年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综述

2014年,全省人社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年初部署和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推进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人事制度改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工作,积极稳妥推进人社领域改革,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全省就业局势持续保持稳定2014年,积极组织开展"就业创业政策落实集中推进行动",探索开展"工学一体"就业就学试点。扎实推进农     

历史时刻

<正>1984年1月24日至29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2月7日至10日视察福建厦门和正在建设中的厦门经济特区。视察期间,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2月24日,邓小平就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     

贵阳清华中学创办回忆

回忆当年的创业情景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劲头十足,没有一点私利;在讨论办学问题时,没有上下级,非常民主,一起决策;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做事都极其认真,都以最好为目标。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和清华同学王万福、唐宝鑫从北平逃难到汉口,我的父母也因家中住宅遭日机轰炸受损、城市安全岌岌可危,带领兄弟和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书讯

<正>《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欧洲思想史译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L.卡普兰主编,王加丰等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全书共30万字。该书是由两位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学者拉卡普拉和卡普兰主编的思想史研究论文集,参与撰稿的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思想史家,例如:罗歇·夏蒂耶、基斯·迈克尔·贝克、海登·怀特等。他们聚焦于以"语言转向"为代表的     

外交部呈核对《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之意见书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国务院暨陆海军部共同制定了《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分发各同盟国,该政策从维护美国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战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占领目标和处置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其全文翻译,并几经易稿撰写了《对美国对日投降后各项初步政策之意见书》,对美国的占领目标和各项占领政策进行了分析评论,敏锐地指出了该项政策所反映的美苏分歧。本件史料对战后美国占领政策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基督教界的反战言行及其本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界发表了大量反战和平言论,并在实践上作出中日和解的尝试。但多数人并未认清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反对的只是战争本身,而非制造战争的日本政府。这种不纯粹的和平言行本质上与真正的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且缺乏稳定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之所以迅速转向支持侵略,直接诱因固然是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舆论蒙蔽,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基督徒的自主选择。这种情形在日本宗教界具有普遍性,反映出战时日本宗教界并未真正清醒。扩大来看,战时日本国内的和平话语需要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