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成永固大将军炮考

故宫端门西广场陈列着一尊清代武成永固大：降军炮（图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级文物）,它是康熙帝为平定“三藩之乱”而铸造的。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壬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分镇云南、广东、福建,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清廷下令撤藩。十一月,三藩中势力最大的吴三桂起兵,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次年,称周王。先后夺占贵州、湖南、四川。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

自明中叶以迄清代,由于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赣南乡村居民自发地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于是形成广泛而持续的筑寨建围运动。伴随着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乡族势力尤其是宗族的力量得到不断的发展,并日益地军事化和割据化,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乡村宗族构筑围寨,“聚族自保”,直接地导致“聚族而居”聚居聚落的形成,聚居宗族也得以强化,这展示了赣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这一普遍而显著的社会人文现象的历史形成过程。     

试谈永州鹞子岭战国墓

永州市鹞子岭战国墓楚越两种化都表现得十分强烈鲜明,但越化因素占主体地位。吴起并蛮越后,零陵已属楚国版图,虽然楚的统治势力很薄弱,但对越人的生活习俗有了很大的影响。战国中期,永州应有了城邑规模和较集中的民居点和驻兵点,城邑里生活着大批越人,在乡下基本上还是越人的社会体系,但越人已接受楚人的统治,楚人利用越人管理越人,以淡化消除楚越之间的矛盾。     

教廷财政的近代转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天主教是一种保守而顽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西方社会的近代转型。本通过对近代早期教廷财政制度的考察,认为从15世纪起,罗马教廷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依赖其封建特权为生到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度日。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教廷传统的财政机制,也使教廷财政与近代金融市场融为一体,迫使教廷的经济生活纳入新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原则的运行中。教廷特权阶层已与商人、银行家等资产家族结成同盟。这证明近代早期的罗马教廷并不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世俗政府更为保守,其制度变迁并不是反常的逆流。     

拍摄日军南京暴行的马吉牧师

2007年的11月初,众多中国媒体报道了一则来自日本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东京法院判决：东中野修道和出版商展转社对夏淑琴女士构成了名誉侵权,需支付赔偿金400万日元。在审判中涉及到的一部被称为《南京暴行纪实》的原始纪录片,其中4号影片的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     

国民党第一个反腐组织:布衣社

<正>20世纪30年代,由于蒋介石实行独裁专政,官僚势力在民国社会日益猖獗、腐败,并逐渐恶化成为腐蚀中国社会的一颗致命毒瘤。布衣社的作为     

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澄清与思考——读评《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南京大屠杀是桩国际大公案。受害国的中国人民及专家、学以难以计数的人证、物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对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存在,受难人数约30万人。而施暴国的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学”却矢口抵赖,说南京大屠杀并无其事;只是日本军人在“进入”南京后一时“军纪败坏”才出现了少数中国人被误杀事故。自1937年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3日）至今的68年,围绕着南京大屠杀问题,以中国人民和国际正义人士为一方,不断揭露和抨击日本军人的暴行。     

1906—1931年日俄经济势力在东北地区的空间推移——以港口、铁路、货物运销范围的变化为视角

日俄战争造成的南北满地理概念, 仅是以条约形式划定的非区域实体的空间分界范围。1906—1931年, 日本通过港口和铁路线的建设, 使其经济势力逐渐从东北南部扩大到东北北部; 同时, 俄国 (1921 年以后为苏联) 在东北北部的经济势力范围则逐步退缩。随着港口—铁路网的完善, 1931 年后日本确立了在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霸权。     

从族谱看宗法社会对福建妇女的压迫

古代福建本为闽越人居住地,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不断举族迁往福建。这些北方移民在带来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也移存了中原的家族组织。最迟至明清时期,福建已经蔚然成为中国传统家族制度最为兴盛和完善的地区之一。凡有家族制度的存在．一般都有家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私家族谱的存在。从这些族谱中,我们可以窥见强大的家族势力对当时的弱势群体——福建妇女,从思维到日常生活方式的重重束缚。李慧英女士在其《换一种眼光看世界》一书中提到：“价值观念模式是一种被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和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中逐渐内化而形成的人们下意识中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