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基督教界的反战言行及其本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界发表了大量反战和平言论,并在实践上作出中日和解的尝试。但多数人并未认清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反对的只是战争本身,而非制造战争的日本政府。这种不纯粹的和平言行本质上与真正的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且缺乏稳定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之所以迅速转向支持侵略,直接诱因固然是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舆论蒙蔽,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基督徒的自主选择。这种情形在日本宗教界具有普遍性,反映出战时日本宗教界并未真正清醒。扩大来看,战时日本国内的和平话语需要重新评估。     

1936年英国对中日关系的调解

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中日间战云密布.国民政府希望由在华有重大经济利益的英国出面调解中日关系,为中国争取抗战准备时间.而此时日方也希望改善英日关系.英国则因在远东的力量有限及欧洲局势紧张,虽不愿得罪日本,但为了保住在华经济利益,于1936年上半年先从华北走私问题为切入点,继而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度调解,终因日方的强硬态度而失败.这显示出通过外交斡旋已无法避免中日战争的爆发.     

丰子恺在遵义创作的《丰子恺漫画全集》

丰子恺生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浙江省桐乡县石门湾人,原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画作常署TK.曾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赴日本留学,在散文、绘画、音乐、文学翻译等多方面皆有所成就,尤其以绘画、散文著名,1975年在上海去世.丰子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漫画,他把中国和日本的绘画技法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其画面简洁明快,画风朴实生动,颇有生活气息,深受读者喜爱,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所以他的画作出版后不断再版,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近代中国地方卫生行政的诞生:以营口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营口的卫生行政在列强的干涉下逐渐成型。1899年,营口爆发鼠疫,地方当局迫于外交压力临时设立卫生局,推行卫生制度;俄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目的,先后在占领期间强化卫生行政;1906年因应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卫生成为营口地方行政职能。由于地处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列强对营口卫生行政形成的影响有两大特征:一是差异性,以俄、日为代表的列强虽遵循同样的卫生规则,但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对华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推动卫生行政;一是调适性,官府虽迫于列强压力基本采纳卫生行政,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中外间的跨国互动终使卫生组织和制度得以确立。因此,营口卫生行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卫生局虽建立起来,但管辖权范围有限,很难辐射到营口之外的地区;列强只有以干涉的形式迫使周边地区行动起来,才能保证营口卫生制度的有效运行。     

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战后日本三权分立问题研究

战后,日本通过《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之原则和形式,但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趋势、日本政体的问题和自民党的"一党独大"等原因,遂造成三权失衡即行政权急剧膨胀和立法权与司法权遭到严重削弱诸问题。     

山居贵州——贵州五寨八艺

贵州的大山像一道道天然屏障,以自然之力竭力阻隔着外面的东西涌进来也不让里面的东西涌出去,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现在,外面的东西挡不住地慢慢流进来,里面的东西也挡不住地慢慢流出去,只是因为有了山的阻隔,速度缓慢而已。 经常带客人在贵州大山间来来往往的司机小邹一年中没有几天呆在他贵阳舒服的家中,当他带着我们在雷山县路况有些险峻的大山里兜兜转转时,天正有雾,他一面不错眼珠地望着前面的土路,一面说起一段往事：几年前这里根本不通车,从日本东京游学来的一队学生为了体验这里的山居生活,花了六个小时上山,第二天又花了六个小时下山,为的就是能在大山最深处的苗寨里过上一夜,留下些体验。初听时还有点不以为然。 若干天在贵州的大山里兜兜转转下来,在见识了山容地貌,见识了水侗苗瑶,见识了“天无半日晴,地无三尺平”,见识了酸汤的酸和鱼腥草的腥之后,人会一下子舍不得离开,担心这里自然和谐的山居生活和乡土盛宴会突然消失,被涌入的那些东西取代,真到那时我们这些城市动物再到哪里去亲近自然,去舒缓那些叫作“压力、紧张、孤独和隔膜”的城市情绪呢？ 山居贵州,真是一种幸福。[编者按]     

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文章提示:日本最初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的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着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其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特点——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议巡礼

由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历史与遗产研究系承办的“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议”(ISSCORegional African Conference)于2006年12月4-6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召开,来自南非、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78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54篇。这次会议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一次在非洲大陆召开的地区性会议,主题是“华侨华人:移民裔群的多元化”(Diversityin Diaspora:Chinese Overseas)。在开幕式上,比勒陀利亚大学副校长…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