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华与司徒雷登南京商谈考析

1949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并通知各国驻华使团一同前往,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率使馆大部分人员南迁,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其他西方国家使团纷纷仿效美国。4月中旬,周恩来派黄华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①25日,黄华到达南京。南京商谈,即是指1949年5月13日至7月25日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的私人接触,5月13日、6月6日、6月28日、7月25日,两人共会面商谈四次。8月2日,司徒雷登飞离南京。     

“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4月11日至12日,"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信义宗神学院以及香港圣公会明华神学院联合举办,是首次在亚洲召开的以冷战对亚洲教会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日本、美国、瑞典、德国的17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是"基督教与冷战国际研究计划(1945-1990)"的一部分。这一计划自2007年启动,由学者及教会领袖组成委员会,已先后在剑桥(2009年)、法兰克福     

事件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正在推行的网络强国等战略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筹码。从互联网大国到互联网强国,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正在发生＂质变＂的互联网经济已然蓄势待发。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1936年英国对中日关系的调解

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中日间战云密布.国民政府希望由在华有重大经济利益的英国出面调解中日关系,为中国争取抗战准备时间.而此时日方也希望改善英日关系.英国则因在远东的力量有限及欧洲局势紧张,虽不愿得罪日本,但为了保住在华经济利益,于1936年上半年先从华北走私问题为切入点,继而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度调解,终因日方的强硬态度而失败.这显示出通过外交斡旋已无法避免中日战争的爆发.     

驻日公使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涉

黎庶昌曾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其外交任务主要是围绕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而展开的,而琉球问题贯穿始终.其所提的琉球策略又随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早期的以“存球”为目的,到最后提出了“放弃琉球论”以求达到中日同盟的构想.通过对黎庶昌关于琉球问题交涉的考察,也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初既已默认自动放弃琉球的论断.     

“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

"中日密约"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会前夕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方针由"亲日"转向"亲日联美",陆征祥到达巴黎后经与北京政府商议,确立"联美制日"方针。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正面交锋,中国决定将所有战时密约交由和会裁判。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的中日条约有效,美国不承认所有战时"中日密约",中国主张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中国代表团事先不知1918年"中日密约"详情,在和会期间方逐步获知密约全部内容。中国向和会要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则主张由其继承这份权益后,再有条件转交中国。随着和会形势变化,美日妥协,不谈"中日密约"是否有效,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日本作出口头声明,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代表团建议北京政府坚持不承认密约、由国际调停山东问题的立场,拒绝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由此转入新的处理渠道。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校史札记（二）

《晋书·安帝纪》载安帝诏： 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党不在原例。赐百官爵二级,鳏寡孤独彀人五斛,大醋五日。（页258）[第一段]     

缘何"日不过颍"?

"日不过颍"的说法在阜阳及其周边地区流传很广,但不见于地方志记载.本文依据史料记载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但其缘由不能归结为地名、民风两因素,而应归于阜阳一带中国抗日力量相对强大、阜阳对于日军而言战略意义不很重要这两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