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正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LT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从“大义”到“事利”——春秋诸侯邦交准则的嬗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争霸、会盟和朝聘三种主要邦交方式,"义"成为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并具有信义、道义和礼义等不同方面的价值表现,使春秋这个处于分裂中的社会具备了一种共识性准则。不过,诸侯邦交总是以国家之利为永恒目的",义"又必须接受国家利益的考量,这就导致春秋邦交准则的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大义"为核心演变为后期的"事利而已",从注重综合利益演变为注重经济利益。诸侯之间邦交准则的沦丧终使春秋滑向了战国。     

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一直没有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69年初,中意两国关系正常化才迎来了转机,其原因主要是: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对抗、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华政策、意大利国内左翼政党力主承认新中国以及中意经贸发展的驱动。从1969年2月至1970年10月,中意两国围绕建交问题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70年11月6日签署联合公报。中意关系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开始破产。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两国人民在握手1979年，邓小平访美

1979年1月1日,敌视和对抗了20多年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尚在中美建交谈判时,美国第39届总统卡特就向邓小平发出了访美邀请。中美建交20多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     

中国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处理和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基于国际法准则,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先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这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明确战争责任、恢复人类尊严的必要措施。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创立了人民司法制度,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制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给日本战犯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使日本战犯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和重要的意义。本将主要分析和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政策和处理情况。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乒乓外交”的台前幕后

1971年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此举采自中国最高领导层精心筹划。由此,中美外交坚冰被打开,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改变。这一外交神来之笔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地)球”。且看,这一事件的第一手目击追忆。     

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深入,日本逐渐将其魔爪伸向我国西藏地区。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当局从事了一系列染指我国西藏的渗透和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日本僧人以“开教”、“求经”等为名,最先涉足西藏。随即,日本军政当局也直接参与到渗透、侵略西藏的阴谋活动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出于其侵略并占领整个中国及亚洲的野心,加快了对西藏渗透的步伐。日本不但以收买藏人或直接派遣日本特务潜入西藏等形式,刺探情报,而且利用各种手段,极力接近和拉拢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给他们灌输亲日思想,唆使他们从事西藏独立活动,提倡“日藏邦交”,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近代日本对西藏的一系列渗透活动,不仅表明了日本染指我国西藏的不良用心,同时也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