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兼论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的关系

"个人主义"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对于渴求个性解放和个人独立的五四青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对"个人主义"的正面阐扬逐步退潮,与奉献"国家""社会"相比,单纯追求个人独立几乎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反复遭到批判。其原因有二,一是"个人主义"与中国崇尚群体道德伦理的传统相抵触,二是一战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个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理论基础,其启蒙价值遭到严重质疑。抗战全面展开后,救亡图存的时局亦有利于"社会有机体论"和"团体主义"价值观的弘扬和传播,"个人主义"遂彻底走向没落,最终让位于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化色彩的集体主义精神。     

关于方志之论与学术性问题

本文通过举例说明传统方志并不存在述而不论的原则,而是有述有论或可论可不论。又以《广州市志》为例说明新方志应以述为主,述中有论。志书的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统一于以述为主的述论结合之中。     

《稽古录》的历史兴亡论

司马光的《稽古录》共三十六条“臣光曰” ,论历史兴亡 ,概括出“人君之道有一 ,其德有三 ,其才有五”。历代帝王 ,根据才能的高下 ,可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五才论重点在于论述如何守成。帝王守成的主要方面是“仁、明、武”修心三德与用人治国之道。司马光史论和政论相通。他的历史兴亡论是他政论的依据。     

“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试述郭象的多元有机论

面对自然思潮与僵化名教之间的冲突,郭象力图论证自然的就是名教的.他同时转化自然与名教,自然思潮演变为多元有机论,而名教则被弱化为名迹,多元有机为体,名教为其用.这样,新型名教得以论证,政治与伦理生活得以重建.多元有机论是文化观念转型的范例.     

墨学集合核心论

历来的墨学研究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总结了各种墨学核心论的思维模式及其所重构墨子思想结构的模型，使人考虑墨子思想体系并不是单一核心的思想体系，也不是杂多思想要素凑合的体系，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由天志、兼爱、尚同三大思想要素构成的“集合核心”。三者既各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构成墨子思想的完整体系。对墨子思想体系核心的思考，体现了“一”和“多”的辩证关系。     

“圣言量”今昔

在纪念五四运动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多有提到陈独秀者，但有一点似乎还说得不很充分，即陈独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时期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这一思想还贯串在他许多论著中。     

《翻译生态学》述评

许建忠教授的新作《翻译生态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是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的、心理的）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环境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她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中国译学乃至世界译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