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环县志》价值刍议

高观鲤纂修的乾隆《环县志》,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开启了环县方志文化传统。志书体例精当,刻印精雅,编纂所用基础资料来源明确,内容详实;志中系统记载了环县的历史沿革及建置变化情形,尤其详尽记录了明清两朝环县社会经济和风土民情,为后世保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对环县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旅游开发溯源等研究有着重要文献参考价值。     

二轮修志要充分借鉴、利用好年鉴

二轮修志已经启动,各地都在制定计划、拟定方案、规划篇目。而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绝大多数是由地方志工作机构承担的。因此,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编鉴,而且对修志都至关重要。从本轮修志的条件来说,不仅有良好的基础(上一轮修志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还有许多先进的设备和高科技的手段。同时,连年编纂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也为二轮修志提供     

崇尚团队精神打造方志精品

方志编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众手成志。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的诸多要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首先要有能够干好这项工作的人,而人首先是思想问题,其次是能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编修出一部精品志书,强调团队协作精神就显得意义非凡。     

在2007年广西方志界迎春团拜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广西方志界迎春团拜会,即将辞去狗年,迎来猪年,喜气洋洋。借此机会,我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大家拜个早年,向全区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过去的一年,我们广西跟全国各地一样,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行各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乡邦文化视野中的扬雄——以《华阳国志》为中心

郡书写作的兴起,深受汉魏时期地域优劣论的影响。《华阳国志》继承汉魏郡书撰写的传统,通过表彰先贤来标榜蜀地的独特之处。该书《先贤传》通过增删调整《汉书》《法言》等史料,将扬雄塑造成一位“齐圣广渊”的弘道圣人,有关扬雄的负面记载却只字未见。此种做法,体现了乡邦文化建设中方志书写的特点。而作为集蜀地方志之大成的《华阳国志》,其对扬雄的定位,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蜀地士人的认识,这意味着扬雄拟经征圣的行为至少在蜀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浙江乡镇村志编修的历程、特点与价值述论(1949-2018)

浙江乡镇村志的编修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延续性强,而且质量上乘、价值可观,历来居于全国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委、政府、方志部门、学者及乡民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浙江乡镇村志书的编修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与体量蔚为大观,总体质量颇佳,在编修出版、体例内容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并展现出丰富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和文本价值。     

方志所见宋代记文补遗

方志为一地史事之渊薮,其中所载宋代学记为研究宋代官学、书院等教育组织的重要文献,不过因其分散保存在不同方志中,使用起来十分不便。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收录了宋代绝大部分的记文,对宋代研究颇有助益,然此浩大工程难免挂一漏万。如《长洲县学记》为迄今所见宋人俞掞唯一存世文章,徐鹿卿《罗必元故宅记》等记文对宋代书院、祠堂、家族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全宋文》皆失收,今据相关方志对此9篇文章进行补遗,以期为宋代相关文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张澍与清代西南史地研究

清代西北学人张澍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学、史学、辑佚学、姓氏学、方志学、金石学、西夏学、敦煌学、民族学、文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著作等身,嘉惠后人。西南地区是张澍的主要为官之地,从他一生的政绩和学术成就看,这一部分十分突出。张澍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在任期间,他辑佚西南地区古代作家著述,辑录刊印《诸葛忠武侯集》,编纂《续黔书》《蜀典》《大足县志》《屏山县志》等方志,为研究西南史地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张澍十分重视金石文献证史补史作用,他考证金石碑刻,利用发现的《唐昌州刺史韦君靖碑》,纠正了史书上的重大错误。张澍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大足石刻进行了研究,编纂《大足金石录》,开创了金石学研究新领域——大足学,为后世研究唐宋历史以及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方志撰写:如何把确凿的史实表述得更准确——从所阅的两轮志书之“表述失实句”谈起

志书史实失真,有时是编纂者的文字表述能力低等诸多因素造成的,本文仅就如何把确凿的史实表述的准确无误,提出解决办法:在编写过程中,避免形体相近字词的误写,使表述更符合历史;可使用一些含糊词语或修饰语,使表述更贴近历史;选择好恰当的字词,使表述符合历史;慎重使用"借代"修辞,使表述更符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