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徽州学者汪循的思想志业与乡邦精神重塑

徽州学者汪循的学思表现,是明中期士人出处行事的典型代表。早在湛若水、王阳明心学入徽之前,汪循已揭开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序幕。深植新安理学传统的汪循,受明前期大儒陈白沙、庄昶影响,着重强调儒学的践行特质,给明中期徽州学术带来新活力。以此为出发点,汪循以格君行道的上层经世活动来躬行其政治理念,并重新发掘徽州理学传统中的行动价值,以期重塑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引导徽州后学注重践履的思想新风气。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莫道桑榆晚 微霞尚满天——记新安医学传人巴坤杰教授

寒冬时节,因工作关系,我去安徽中医学院拜访年逾古稀、德高望重的巴坤杰教授。他正坐在医案前为慕名求医者切脉诊病,轻言细语地询问病情,和蔼可亲。我举目环顾,他家的居室陈设简朴而雅致,案头的水仙和腊梅正在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清香;四壁则挂满了病家赠送的楹联和横匾,其中有已故的原省政协主席张恺帆盛赞巴老的亲笔题书;有百岁老人、清末秀才苏局仙的赠诗：     

罗愿《新安志》的成功与曲笔酿成的悲剧

罗愿《新安志》是宋代方志定型代表作，体例上完善物产、贡赋等经济类专志的设立，辖县独立成卷；行文章法反对“抄取记簿”，重在著述；记述人物“有褒无贬”，典范乡里。罗愿父亲罗汝楫是秦桧死党，参与陷害岳飞，《新安志》曲笔为亲者讳，凡与岳飞案有关史实皆隐讳。罗愿知鄂州不敢参拜境内的岳飞庙，对父罪和曲笔遗憾难以释怀，后以为有政绩，前往祭祀，猝死岳飞像前，酿成不该发生的悲剧。     

程朱理学中的人性之“直”

直在程朱理学中是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哲学意义,尤其在人性论的向度上。直在程朱理学的人性论中,代表了天理人性的根本特征,在用的意义上,直是仁的外在体现。要达到直不仅要循礼而行,要敬其心的存养,更重要的还要行仁义。     

天下名院细说

正在中国古代书院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书院,充分显示出书院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教育需求的特点。岳麓、石鼓书院,为湖湘文化的重镇,曾经主导湖湘文化的发展方向。白鹿洞书院,曾经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教育中心与学术中心。东林书院因承接程朱之学而有"洛闽中枢"而闻名天下。安定书院所祀胡瑗先生,开宋代理学之先声。鹅湖书院因阐扬理学之功而获得清康熙帝手书"穷理居敬"之匾。浙江书院推进了江浙地     

试论新安遗址第一期遗存

2009年发掘抚松新安遗址时,新发现一期早于渤海时期的遗存,暂命名为第一期遗存。它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考古发现的一项空白,也使学术界对新安遗址的时代和性质有了重新认识。本文通过对考古发掘材料的分析,对新安遗址第一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及性质等做一初步研究。     

论日本咖啡店的元祖及其历史功绩

曾国藩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学家。确实,他在许多方面都带有理学家的特点。但是,他在理学发展史上却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而且他对理学思想的议论也多重复和阐述朱熹等人的余唾。因此,曾国藩是否是个理学家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证。     

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

明代的政治、经济方面都出现了新特点,文化领域内的变化尤为突出,至明代的中后期出现了转型。本文从多个方面论述明代中后期的文化转型及原因,明代的文化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地位举足轻重,对明代中后期文化转型的研究意义重大。     

清史纂修工程系列丛刊之《研究丛刊》

清史研究丛刊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为配合清史纂修工程而编纂出版的五大丛刊(其余四种为档案丛刊、文献丛刊、图录丛刊和编译丛刊)之一,由李文海教授主持,负责审定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成果。2004年至今,已出版23种,大多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其中《清代理学史》荣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