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从"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守道"空间;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道"与所布于民间的"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虽希望以"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     

论宋代理学中的哲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理学思想的分析比较,主要研究在理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理学思想中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     

《民族艺术》（双月刊）2013年第3期目录

艺术名家解宁宁当代书法与传统人文思想——钟明善先生与当代书家精神生态学界名家饶宗颐我的学术自述——以敦煌学为例邵晓峰中流自在心——饶宗颐先生的治学之道艺术与哲学邢文梅花一太极：明代理学画的宇宙观及定山庄公的书法神话·图像叶舒宪玉人像、玉柄形器与祖灵牌位——华夏祖神偶像源流的大传统新认识巫乐探究萧梅音乐与迷幻     

理学诞生前夜的中国

本文试图在北宋政治合法性与秩序合理性的确立以及“治统”与“道统”的分离背景中 ,重新建立理学发生的思想语境。本文指出 ,由于唐五代发生了国家与秩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危机 ,北宋皇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包括借助仪式的象征性、重建政治制度、通过对知识阶层的优遇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 ,但是 ,思想秩序的合理性危机仍然存在 ,因此 ,当确认权力合法性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确认思想合理性就成了士人的最深刻的忧患 ,这种忧患使要求思想转型的取向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皇权和国家日益确立其合法性的情况下 ,如何维护知识与思想的批评力和约束力 ,表达北宋迅速膨胀起来的士人阶层的意志 ,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所以“治统”与“道统”之争就渐渐凸显 ,并在 11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 ,正是这种分离 ,导致了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金代理学发展初探

金代理学接续北宋理学在北方的微弱血脉 ,在经过一段衰而不绝的时期后 ,以南宋理学的北上为契机 ,开始了一个复苏阶段。尽管在金朝遭到不少反对 ,但在一些大学者的积极倡导下 ,理学还是慢慢扩大了影响。一些理学世家的家学传统也得到继承和发扬。到金亡前后 ,学者们对理学的研习已成为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     

新安医学的传承方式及代表人物

新安江流域的歙县、绩溪、休宁、黟县及婺源六邑,宋元以降都辖于徽州,上溯晋代曾为新安郡辖境,故后世又以新安为徽州的别称。徽州地处皖南山区,药材资源较为丰富,且少受战乱侵害,民生较为安定;徽商崛起后,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学术研究蔚然成风,     

论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及作用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朝鲜与中国联系悠久,也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宋元以后．儒家思想发展形成了程朱理学。由于朝鲜王朝时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化联系更为密切．使程朱理学同样在朝鲜得到广泛传播,并对朝鲜王朝的政治建设发生了重要作用,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程朱理学对朝鲜王朝政治建设的影响。     

希冀道统、治统之合膺——康熙玄烨独尊程朱理学的文化选择探赜

清代开国之初．作为一个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在初步建立其统治之时,选择并确立何种思想学说作为官方正统思想意识形态,籍以统一思想,维系人心,凝聚知识界和全社会,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经过一段时问的摸索,清圣祖玄烨选择程朱理学作为清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玄烨尊崇朱熹,提倡理学．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自任．并将道统和治统合一。玄烨独尊程朱理学的化选择．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让历史照进现实——写在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旅行团母校少先队员回信以后

<正>一边是小学,书声琅琅;一边是纪念馆,静默无声。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历史在无声地诉说着烽火硝烟的岁月,现实在展示着青春少年的天真烂漫。初冬时节,在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回信半年后,我站在新安旅行团门前广场的历史雕塑前,听着隔壁小学声声入耳的读书声,思绪万千。同样是青春年少,同样是运河河畔,新旧两代人却经历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国难当头时,老一代新安同学义无反顾离开安静的校园,走进风雨,一蓑烟雨任平生,万里之行,只为揭露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唤起同胞千千万,同心干,将侵略者赶出家园!何等的慷慨,何等的悲壮!     

《新安志》续修钩沉

自南宋罗愿《新安志》纂成之后,宋元明时期不断续修和补充,有史记载的就有近十次,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在我国方志的纂修历史上有典型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除《徽州府志》、《新安志补》等传世外,其它续修之作佚失,续修情况不明,相关记载屡有舛误,也就有了钩沉补阙的必要。这对深入研究《新安志》、徽州文化及方志史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