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连载四）

四、贸迁四方发迹的、侯、王、冀、李家清代前期,晋中最大的商旅队伍在北部边疆开拓,但也有一大批人奔波在全国各地,捕捉商机,苦心经营,其中成为商界巨族者有太谷沟子村家、介休北贾侯家、灵石静升王家、介休北辛武冀家、平遥达蒲李家。太谷沟子村家,相传以卖豆腐、豆芽起家,在     

对民国前期新式法院数量的核实

关于民国前期全国新式法院规模,长期以来估算不够准确,出现早且被广泛引据的是《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统计数据,未能反映南方各省新式法院设置的新变化.其缺陷源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形势下,北京政府的司法管辖不及于南方各省.     

民国前期湖南土匪问题的治理及思考

民国前期,湖南土匪问题非常严重。从民国前期湖南政府的治匪措施来看,基本上属于治标。这种治标的方法主要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勉强应付于一时,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匪患问题。针对日益严重的土匪问题,当时舆论提出治匪应标本兼治。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社会上游手好闲之人,这是治理土匪等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这些治本的方法,是当时政府不可能办到的。靠当时的政府实行这些彻底的社会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希望统治阶级推翻他们赖以生存的剥削制度是不可能的。最终根本的解决还是由人民来负责,通过革命,改变军阀割据、贫穷落后的病态社会,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统一有序、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电视飞跃三十年

30年前,电视机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我国电视观众规模为1205亿人,电视机的产量和销售量亦位居世界前茅从上世纪的黑白、彩电,到新世纪的背投、平板,电视从外观到内在的演变折射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演变。电视作为使用率最高的家用电器,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认知了世界。电视就像锅碗瓢盆一样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地方礼俗教化权利的分享与边界——以清前期士绅赵执信《礼俗权衡》为例

在清康熙年间的鲁中山区,作为国家代表的地方官以"六谕""上谕十六条"为依据积极推行乡约。与此同时,士绅阶层在其家乡的建设活动更为频繁,而且有将礼仪在乡间闾里进行推广的趋势。士绅阶层一方面受礼仪的教化,了解官方的话语;另一方面,除去士大夫的身份,他们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知本乡的风土人情。因此,他们对礼俗的讨论,并非只停留在国家礼仪制度层面,而是多从本地乡里的实际风俗出发。国家和地方士绅在基层社会的礼俗教化,存在着权利的分享和边界。二者有所重叠,但彼此又存在着微妙的距离。     

元前期“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称谓考

元前期文献中颇为常见的“陕西五路西蜀四川”称谓,系元人整合前代对陕西、四川两地的习称而成。“陕西五路”与“西蜀四川”具有文字对仗关系,其中的“四川”应理解为四路。曾被前辈学者视为误称的“秦蜀五路四川”实则是“陕西五路西蜀四川”乃至“秦蜀九路”的另一种表述。这一称谓的产生,与元初陕西四川同属一个军政大区有关,使用时段也与这一大区的存续时间大致同步。这一称谓在元初全真道职官系统中也曾出现,时间较地方行政层面稍迟。     

清前期宁夏插汉拖辉的农地开发与环境变迁

插汉拖辉地方位于宁夏平原北部沿黄河一带,东与鄂尔多斯旗地相接。康熙年间这里是鄂尔多斯蒙古部落游牧地。雍正年间清廷在这里设县筑城,兴修水利,招民垦种,将其变成了新垦区。但随着农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难以应对的环境和灾害问题,导致县治裁撤,民户流散,农田逐渐荒废。清前期插汉拖辉从牧场到农耕区再到弃地的转变,是农牧交错带地区环境变迁的典型案例,探究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对今后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开发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文摘长廊

中国古代女性出游行为特征新探;客家研究史略;从“化自卑”到“化自信”——对“五四”以来中国三次化宣言的诠释;人精神与高等教育;清前期台湾学宫建设;“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论战国末秦汉之际巴蜀化转型的机制;……[编按]     

从《海东札记》看清代前期台湾行政体系的一些特点

《海东札记》成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作者是曾任台湾司马的朱景英。在其任内,朱景英游历遍台湾全境,延揽风物,将所见所闻辑录成八类四卷。因他曾扼守海东的缘故,固其将该书定名为《海东札记》。该书不仅记述详实,更可贵的是,作者能就风俗之易、流弊之革提出己见,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民国前期广东外债概述

民国时期,广东政府历年税收不敷财政支出,只得乞灵于借债、发行公债库券和银行兑换券等手段,以作弥补。历届政府曾举借了巨额外债,由是常借新债以偿旧债,债台高筑,无法按期清偿。但不同时期,广东借外债的用途亦有相异。一般来讲,早期因军阀割据混战,当政者戎马倥偬,所借外债多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属于财政借款。而在陈济棠统治时,省内形势较为稳定,故所借外债有相当一部分是投入实业建设,性质为经济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