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探析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1935年广东收购白银琐记——集币随笔（二十三）

广东在陈济棠管治时期,省财政厅于1935年11月颁布法令：以银毫券、大洋券及广州市立银行发行的市票为法定货币。市面不得使用各种银币,亦不准私藏和私运出口,违者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惩处。民间收存的银元、银块,可交银行兑换。毫银壹元换毫券1．2元,大洋壹元换毫券1．44元,其它银砖银条按成色计值收购。     

志书篇目设计应该做到分类与分工的统一

志书篇目设计能否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的分类方式,打破社会分工的部门管理界限,改变首轮志书农、工、商等专志门类标题与结构,代之以一、二、三产业立志,这是当前理论研究与修志实践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志书篇目设计要分清事物矛盾的主次方面,要尊重历史与现实,处理好方志与百科的关系,做到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的统一。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任鸿隽的科学人生

回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发展史,就不能不提到任鸿隽。任鸿隽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者,也是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科学救国的梦想,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     

当代书法名家王岳川作品欣赏

王岳川1955年生于四川安岳。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成为“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1995年入选北京市“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1996年担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     

山西省民俗博物馆藏品征集初探

2003年10月,原山西省博物馆被一分为三,相继成立了山西博物院、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山西省艺术博物馆。在原山西省博物馆旧址（庙）成立的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可谓是一个全新的专题性的博物馆。作为博物馆各项业务基础的民俗物征集显然成了山西省民俗博物馆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和重要职能,同时也是其需要抓紧开展的一项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基础性工作。[第一段]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新论断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根据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做出的新论断。对新论断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新论断,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对提升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辩证思维,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

近代中国发生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有正式记录的就达数百起,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雪灾、地震等等。大灾之后总有大疫,疫情流传危害甚烈。疫病,即现代科学认知的烈性传染病,种类繁多,病情复杂。危害近代中国最厉害的要数霍乱、天花、鼠疫等。在发明青霉素等抗生素之前,人类对付细菌性感染都很困难,对于病毒性感染更加茫然无措。所以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对于疫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常常分不清病因和病源,笼统地称之为"时疫""瘟疫""疠疫",基本上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