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韵》版本系统简述

本文就《广韵》版本的传承,详细研究介绍了《广韵》版本的情况,笔者希望通过此文能为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考资料。     

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与地域观的域外接受——法国汉学《山海经》阐释考

18-19世纪,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扶桑即美洲”等争论中,《山海经》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并持续推动着法国对中国早期景观和领土想象的地理科学探索。百余年来,何赖思、拉克伯里、巴赞、罗尼、布勒努夫、施古德、葛兰言、雷米·马修、魏德理等人的法文研究从地理学、人种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多元角度阐释这部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作为外部成果提出了新颖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式,证明了在对中华文明历史脉络的认识中,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等方面密不可分,与我国现当代学者的成果相得益彰。这些研究既显示出法国当代汉学离不开欧洲东方学的既有传统和框架,亦有助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课题的了解和批判中反思和深化当前的研究,进而探讨如何在跨文化中就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课题拓展国际对话平台。     

战国秦汉简帛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出土简帛文字丛考》

近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战国秦汉简帛在地下沉睡两千余载之后,重新面世,蔚成了中国出土文献领域的奇观。这些发现,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刘钊教授的新著《出土简帛文字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就是他在十多年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全书分四章,依次是“楚简帛文字考释”、“秦简文字考释”、“汉简帛文字考释”     

中国红色旅游研究进展和展望——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红色旅游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革命老区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提升的重要工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运用传统的文献研究和知识图谱相结合的方法,利用VOSviewer、CiteSpace、Gephi软件对中国红色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成果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农学、地理学四大学科,经历了萌芽、波动增长、快速发展3个时期,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地区的高等院校及作者是研究主要力量,但还远未形成强大的核心作者群和研究机构;(2)研究主题集聚在红色旅游的基础理论、可持续发展对策、旅游开发、红色旅游者、旅游地空间格局5个方面,其中红色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为前沿议题,研究方法已由最初的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方法转变;(3)未来中国红色旅游研究应完善理论体系、优化红色旅游发展水平和效果效应的评估模型、总结红色旅游者的行为规律、重视红色旅游与文化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揭示红色旅游地的多尺度空间结构特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旅游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与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宋明道学又一高峰,完成了儒学从程朱的“理本论”向“心本论”的过渡,其“乐本人心”音乐观将“心”与“乐”体用一源,把儒家礼乐践行指向人的内在自觉,更适用日常流行。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审美引向了唯情说,也走向了儒学礼乐教化反面。本文通过探析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并对其美学意义加以分析。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序言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有将近2500年的建城史,1700年的建都史,号称"六朝古都"、"十朝故都"。南京的地方文献是中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外交史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在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指导下,配合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传承、弘扬南京历史文化,提升南京品位,扩大南京知名度,也有利于当前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

史籍记载：商汤“剪伐夏祀”,“设都于禹之绩”,“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汤灭夏而兴建的这座新都即考古发现的偃师商城。这座商早期城址乃古毫之一,汉以来学者习称之为西毫。自偃师商城发现以来,学术界有言其为桐宫者。笔者认为,桐宫之说确有其据。但桐宫却不能概指偃师商城,因为桐宫应仅系偃师商城的宫城。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申述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的五点理由。     

《楝亭集》未收录的曹寅诗三首

清人邓汉仪《诗观二集》中辑录了曹寅诗三首,出于其未刊诗稿《野鹤堂草》,因诗稿迷失,《楝亭集》未收。     

天津博物馆新入藏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相关文献

天津博物馆新入藏一批涉及近代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档案文献。通过分析这些文献资料可知,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全称为“北洋海防淮练各军行营机器制造总局”,主要服务于北洋海防建设和淮军,是在李鸿章的扶持下迅速壮大的。这批材料还涉及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的早期管理人员的更迭及用工管理规定,为进一步了解该局历史和管理运作以及天津洋务运动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