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新中国研究

本文以战后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日本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的研究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学术界对新中国政治体制、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考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为线索,分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的研究概要。以此,试图分析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观和中国研究的方式、理论。     

《宋代文献学研究》三家评

《宋代文献学研究》是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张富祥教授多年研究的力作。序文三篇皆出当代名家,评论本书的认识眼光独特,内容介绍颇多心得。     

关于傅山研究的一些问题

今年是傅山先生诞辰四百周年。作为一位傅山艺术的研究者,能够参加纪念这位著名学者、书法家的盛会,我深感荣幸。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根据自己的学习心得,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傅山研究,提一些看法。我的看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傅山研究文献的整理工作,第二部分对研究课题的开发提一些建议。     

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迄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迄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加之明清时期生齿日繁。导致地狭人稠,食不足用。继之而起的过度耕垦,使山间瘠田、村边角地都得以利用,甚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终导致许多山地丘陵地带“遇积雨则河水暴涨,其势奔腾而不可遏,往往啮田为害;数十年来洗荡民田千有余亩,尽成沙砾”。与森林破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一些护林碑刻,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人们保护森林、树木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基于朴素的生态观念和风水意识,加强对寺庙林、风水林等的保护,其目的并非出于自觉保护林木,但客观上还是达到了保护林木的效果。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人们切实意识到破坏林木对生产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因而,加强对林木保护的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们的滥砍乱伐,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它们或竖于田间地头,或立于祠堂庙墙,警示人们禀遵毋违。这些碑刻资料大都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乡规民约性质,是珍贵的民间环保史料。其记载的有关破坏森林的性质主要是习见不鲜的一般性砍伐,不同于大规模的军屯民屯的毁林开荒,故而鲜见于文献记载。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视。     

北宋老人为官

我国古代文献有“七十曰老”的说法,宋代官员致仕(即退休)即以70岁为限,比起如今的60岁,年限可谓很宽松。但70岁退休并非绝对。北宋时期,一些“邦国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宠的官员虽到了70岁,却仍然可以“安位若素”。     

敦煌写本《请宾头卢疏》考察

设斋供养僧尼,由来已久。设斋之前,斋主要向僧尼发出邀请,是为《设供疏》,即设斋供养僧尼之疏帖,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请柬。分二种：1、供养子虚乌有的圣僧宾头卢,即《请宾头卢疏》;2、供养现世寺院僧尼,即普通《设供疏》。如S．5696号为淳化三年（992）八月廿七日陈守定《请宾头卢疏》,P．3152号为同年同月同日《陈守定为亡父设供疏》,同一次设斋供养活动,一请宾头卢、一请敦煌寺院诸僧,最能说明问题。本文通过对敦煌文献中11件《请宾头卢疏》进行考察,显示这些《设供疏》主要在为亡人设斋祈福仪式时使用。将《请宾头卢疏》与《设供疏》结合起来考察是本文在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特点。     

谈突厥语ol一词的历史演变

现代维吾尔语第三人称代词单、复数u／ular,在古代文献中常被写作ol／olar。本文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系统考察了ol一词的用法,认为该词的演变过程应为：in＊〉＊αν〉ov〉oλ〉o〉v。     

《金史·地理志》抉原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     

“以我观石”与“以石观我”——《西清砚谱》所收明清古砚“物形”研究

《西清砚谱》以清宫旧藏历代古砚为基础,选取其中240方形态各异的古砚编撰成书,代表着清代官方收藏的最高典范。书中所收古砚,从外形轮廓来看,包括圆形、方形、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等多种形制,就其中所录的明清随形古砚而言,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这三种类型最具特色,堪称古代砚石的经典造型。这些极具特色的古砚造型传达出古人在设计制造砚台时,或是严守传统文化思想,遵循器物自然形成规律,最大限度地保留砚石自然天成的品质;或是充分发挥匠人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出精美绝伦的作品,使每一方古砚都充分体现出“应物象形”“物我两化”的传统造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