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借展在县级博物馆层面的实践

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印记的重要载体,在文旅融合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以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采用文物借展方式而成功举办的展览为例,从构建文物数字库平台、推动博物馆帮扶带机制等方面,探索打破区域、级别、属性限制,实现文物资源共享,带动、带活闲置文物资源,促进各级博物馆均衡发展,推动县级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讲述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革命文物是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读懂革命文物,学习光辉党史,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中我们能够深刻感知历史的波澜壮阔,从而汲取前行的精神动力。     

文物保护与修复理念的创新性研究

保护和修复的理念自起源与发展之始,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提供保护行为演进、丰富的可能性,是强调创新性保护的目的。我国文物有自身的特殊性,古代传统保护中不乏富有创新性思想的成功案例,近代随着科技发展,我国文物保护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诸多创新。现从修复理论和我国文物保护的独特性两方面,重新思考保护与修复的意义,并研究当今我国文物保护和修复的创新性。     

文物商店改制问题探析

在回顾国有文物商店历史成因、分析文物商店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其改制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了国有文物商店改制的特殊性以及国有文物商店改制必须要处理好的四点关系。     

长三角地区国有文物商店产业联盟之构想

文物艺术品市场多元格局的形成,国有文物商店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愈发激烈,凭借原有的运营模式已难于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实施产业联盟是国有文物商店在现有市场环境中赢得竞争、获得发展的有效路径。长三角地区有国有文物商店12家,丰富的文物藏量、相似的组织机构、繁荣的文物市场,为建立和实施产业联盟提供了有利条件。产业联盟既可以整合各个个体的资源,充分利用各自的有利因素,又可以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产生最优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展览

西安:秦的统一“平天下——秦的统一”展览目前正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办。参展的317件(组)展品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33家文博单位.其中一级文物占到了三分之一。展览不仅呈现了秦文化的广博内涵.更着重反映秦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展期至2020年3月25日。     

对新论断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根据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做出的新论断。对新论断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新论断,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对提升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辩证思维,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

近代中国发生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有正式记录的就达数百起,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雪灾、地震等等。大灾之后总有大疫,疫情流传危害甚烈。疫病,即现代科学认知的烈性传染病,种类繁多,病情复杂。危害近代中国最厉害的要数霍乱、天花、鼠疫等。在发明青霉素等抗生素之前,人类对付细菌性感染都很困难,对于病毒性感染更加茫然无措。所以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对于疫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常常分不清病因和病源,笼统地称之为"时疫""瘟疫""疠疫",基本上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