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与大陆方志的传承关系——以清代安徽与台湾方志的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安徽与台湾为例,比较分析了台湾方志与大陆方志之间的传承渊源与密切关系。认为,清朝时期台湾所修方志跟中国大陆是一个体系,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体式与编纂方法,在大陆方志体系中都能找到其源流。     

我国出境旅游发展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出境旅游市场是我国当前三大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市场,对出境旅游发展水平与阶段的正确认识是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基础。基于全球44个主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国家与地区的1980年至2004年出境旅游及相关数据,本文采用截面回归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均GDP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长,一国的出境旅游率将会呈现指数形态的上升,在现价美元16000元左右将会出现出境旅游的爆发性增长;但一国的出境旅游率存在大国效应,人口规模与出境旅游率呈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还显示,只有经济发展到达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对出境旅游增长的影响才会明显表现出来。     

中国奶业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国奶业贸易的各项指数的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了中国奶业贸易在世界的竞争力较弱,运用钻石模型,寻求中国奶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宗教、法律和社会想象——1772—1864年英属印度盎格鲁-印度教法建构中的文本翻译

前殖民地时代的印度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成文法典。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对英属印度进行有效的司法管理,殖民当局决定组织东方学家和婆罗门梵学家收集和翻译梵文法律典籍,编纂一部所谓的印度教法典。1772—1864年,经过孟加拉首任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东方学家纳撒尼尔·哈尔海德、威廉·琼斯和亨利·科尔布鲁克等人的长期努力,英国殖民当局最终编纂出他们想象中的“文本化的”“权威的”、但同时也是“盎格鲁化”的印度教法典。盎格鲁-印度教法的编译不仅为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创造出现代成文法典,而且形塑了现代人的印度教概念和对印度传统社会的想象。     

关于元杂剧《灰阑记》的来源问题

《灰阑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内有学论及了它的来源和世界性影响问题,这有意义。但学关于《灰阑记》题材来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灰阑记》虽在内容上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记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但李行道却不是从这三个宗教故事中取材。一,三个宗教虽在唐代以前就传入中国,但其时除了佛教有关故事已翻译过来以外,其他两个同类故事是不是已经翻译过来,难以确定;二．李行道是中国的隐士,不是宗教信徒,他受中国传统化的影响,《风俗通义》是宋元习见之书,他见到的可能性更大;三,元杂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着吸取历史故事、小说等材料进行创作的倾向．李行道所在的平阳是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之一,他当然会受到这个倾向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他是从中国本土的故事受到启发,创作了《灰阑记》。中国本土故事就是见载于《风俗通义》中的黄霸断两妇人争子的故事。《灰阑记》的故事情节、宗旨．与之极为一致。世界几种化中都存在着《灰阑记》式的故事,这一情形值得深入研究。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化及学的相互影响及异同,是有意义的,但应注重事实,不应轻言袭用而贬低一个民族创造化的努力和对世界化的贡献。     

非言语表现的中日比较

はじめに 異文化コミユニケ一シヨンと言う言业~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文化相互のコミュニケ一ション)、或いは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文化を交差するコミユニケ一ション)の迟语でぁり、文化背景をことにした个人の间で生ずるコミユニケ一ションを意味し、文化とヨミユニケ一ションの关わりを探るのをテ一マにしている学问でぁる.[1]     

《毛诗后笺》的经学色彩

《诗经》自从被奉为儒家经典,说《诗》者多是从经学角度对它进行解释。这种情况一直沿袭到清末。其间固然有姚际恒、方玉润等人异军突起,试图从文本出发,以新的角度审视《诗经》,但是彼众我寡,响应者寥寥,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比较优势与青海省农牧业结构调整

本文利用“显示”比较优势法 (RCA)对青海省具有代表性的豆类、食用植物油、活畜禽 (主要为活牛 )、肉食　　 (主要为冻牛肉 )、蔬菜、中药材、畜产品等几类农畜产品进行定量分析 ,表明青海省农畜品中中药材、豆类、畜产品、活畜禽、肉食具有比较优势 ,而蔬菜、食用植物油不具备比较优势 ,在此基础上对豆类、蔬菜、中药材、畜产品进行了细分及比较优势分析 ,提出了青海省农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格萨尔》文本搜集整理出版研究概要

《格萨尔》是一部反映古代青川藏高原的社会历史、政法军事、宗教信仰、民俗风情、语言学以及民族交往等丰富思想内容的藏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地方志编辑出版中的方志批评

加强地方志编辑出版中的方志批评,可以对方志编辑出版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学术化产生积极作用。本文辨析方志批评与方志评论的异同,对方志批评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通过对方志批评诸现象和目前形势任务的回顾,提出方志批评正当其时;认为方志批评的主要对象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编纂原则,方志批评应该基于具体的文本;提出方志批评要“经世致用”,学界应该更多地关注新编地方志书;主张方志界和出版界要在方志批评方面互相交流学习,互相汲取有益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