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辑注

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50—40年代曾就出版其着作事,多次致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这些书信所述的范围涉及其着作的撰写体例和出版事宜等,从中具见陈先生的学术个性,是研究陈先生学术和出版史的珍贵资料。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戴望舒主编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

一 现代派（近代象征派）代表诗人、翻译家——戴望舒（1905～1950）,翘楚诗坛,誉满中外,已被人们所熟悉。然而,他还是一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推动俗文学研究运动以及俗文学研究者,则是大家不熟知的事。     

桂人著述稀见本补录

本文以留意桂人著作及版本20余年所见,并参考多种版本目录及书目提要,对广西古代人物著述中的稀见本进行考证补录,意在向广西古代人物著作研究者提供参证文献。     

南朝的著作郎与著作佐郎

南朝的著作郎、著作佐郎作为国家的专职修史人员,在这一时期国家修史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两种官职的情况弄清楚,才能进一步认识这一时期的史书编撰。     

境中有字 字中有境——论汉字对文学意境产生的影响

意境是中华民族独创的一个美学概念,人们常说"言有尽而意无究",本文试图从中国的文化基石——汉字形式入手,分别从汉字的结构层面和语音层两个方面分析汉字是如何对文学意境产生影响的.     

侵犯著作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究

当前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都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但绝大部分目光都聚集在知识产权对经济的推动上,而对传统三大知识产权之一的著作权的关注却明显不够。其实,著作权侵权行为是很普遍的,其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焦点。目前,我国立法上对著作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很多尴尬。为克服理论和司法实践当中的这种不足,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著作权的权利性质,对侵犯著作人身权的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予以明确的法律保护。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20世纪的文学研究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各种文艺批评理论把重心转向文学作品本身,试图找出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而作为“文学”特有的本质属性,从而趋于内敛,以至于形成所谓的“精英文学”,有了高雅和通俗之分,与大众脱离,甚至出现了文学理论的“终结”。但随着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趋势的有限性,并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形式发生变化,大众文化兴起而发生文化转向,成为“文化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革命文学大家方纪

方纪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在文学的前沿阵地,他几乎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他的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     

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及文学成就

包世臣认为,为文除要严守文法,做到“其言有序”外,还要做到“其言有物”,而且就“其言有序”和“其言有物”比较而言,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文字之教”的基本功能是“成其俗”。因此,他主张文学家要介入社会,关心国计民生。与此相联系,他主张为文要“崇实”而反对“致饰”。包世臣诗论的核心,是儒家的诗教原则。当然,作为嘉道年间的重要诗人,包世臣也特别重视诗的艺术性。首先,他认为写诗要直抒胸臆,“言为心声”;其次,他主张华实结合,朴质得宜,反对华而不实,尤其反对“侈于声色”;第三,他虽然反对“侈于声色”,但不反对韵律,认为写诗要讲求平仄。基于上述见解,包世臣将诗分成上、次、下三类。包世臣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二是诗。尤其是他的诗,无论形式的多样性,还是题材的广泛性,以及内容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在嘉道年间的诗人中都是一流的。     

穆儒丐与王度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满族小说家,一位是“悲剧情侠”派小说的重要作家的王度庐,一位是以写历史小说和世情小说著称的穆儒丐。王度庐曾写下了近30部武侠、言情小说,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描写了一个个慷慨侠烈、缠绵悱恻的故事,为武侠小说开拓了一片辽阔的天地,他也成为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为丰富繁荣满族文学做出了贡献。儒丐名穆都理,儒丐应该是他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