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迈辑论《史记》的文字表述

南宋学者洪迈纂有《史记法语》一书,专辑《史记》中的嘉言美句成编,而其所著《容斋随笔》中有数十则关于《史记》的评论,涉及对《史记》所述史事的评论和对于《史记》本身的批评,其中亦多关于文字表述者。而《容斋随笔》的有关评论正是有《史记法语》作为基础。洪迈在研究《史记》文字表述上,所论深刻,并具有鲜明的审美色彩,对后世《史记》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很大影响。     

《秦淮文萃》出版发行

秦淮区志办编纂的《秦淮文萃》于2009年初出版发行。该书共收文386篇,均从区志办1985年创刊的文史资料丛书——《秦淮夜谈》(年刊,共21集,300多万字)中选取文字加工而成,设有人物长廊、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官制.本文还分析了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及作用.     

论秦汉文字瓦当的形式艺术

秦汉文字瓦当当面结构形式,主要承继于战国图案及图像瓦当,而变化更富,主要有无界格式、十字四分式、×形四分式等多种。秦汉匠师们,灵活运用文字、纹饰、图像以及当心凸堆、界格、线栏诸因素,大胆创新,巧思迭出,依据均齐与平衡、动与静、统一与变化等形式法则,创造出千姿百态、丰美瑰奇的文字瓦当,并对后世瓦当及形式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史料评介

近年来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暴行关注的焦点之一,即是大屠杀的规模与死难的人数。在屠杀现场上,被屠杀的同胞是受害,即使有人侥幸存活下来,也因恐怖地挣扎在死亡线上,而无法说清较为准确的数字;日本侵略军是血腥屠杀的执行,他们当然不愿也不会给历史留下什么可靠的凭证。如将当年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的各起集体屠杀的人数相加,也只是整个南京大屠杀中屠杀规模较大的那一部分的总和,但面广量大的分散、零星屠杀中,遇难的人数则很难求证。后来,人们逐渐将目光移向对遇难尸体的掩埋和处理上。因为人死了,总有尸体;有尸体,就需要掩埋和处理。而在掩埋和处理尸体的过程中,又必然要涉及到人力、时间、经费、工具等各方面的因素,这就会自然地形成一批档案和字资料。事实证明,从对遇难尸体的掩埋和处理入手,是对南京大屠杀规模与死难人数进行实证研究的最佳选择。虽然依据现有的资料,尚不能得出遇难尸体的精确数字,因为并非每具尸体的去处都有字记录,即使有字记录,亦每有模糊计数的情况,但毋庸讳言,通过大量对遇难尸体掩埋、处理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人们将逐步接近弄清死难人数这个目标。     

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194JD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武、陶希圣。当客轮驶入公海后,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随即,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际此意去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决不向外宣泄……”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不禁大惊失色．沮丧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中外。此“惊险”一幕,前后曲折。     

音乐与辞章：宋词的两种传播方式

词在宋代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立足于音乐,通过歌妓的演唱使之走向最广大的受众;二是立足于字,以题写、手抄、印刷等形式在特定的人群内流传。演唱可以使词快速有效地播之四方,字则使词得以长时间传播。     

高句丽族语言微识录

本文用比较对照的方法 ,从《三国史记·地理四》中解读了高句丽语言中的 2 0个词语 ,并且还发现有 10个高句丽语词语的读音与日本语的读音几乎完全一致。本文以含有高句丽语词语的资料为依据 ,初步判明高句丽族居民既讲高句丽本族语言 ,同时又能讲汉语 ;高句丽族使用的文字是汉字 ,而且是在两种情况下使用 ,即一方面按原意使用汉字汉文 ,另一方面使用汉字标记高句丽语的语音 ,将汉字作为一种标音符号 ,从而进一步论证高句丽文化是古代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东亚共同体与日中关系的历史及未来

东亚文明产生于中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文明产生之后,随即不断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并持续地产生着影响,逐步形成了中华世界。在东方首先接受中国文明的是朝鲜半岛,接着便是日本。     

从宁王遗址出土的"郁夷"瓦当探讨郁夷县故城与平阳故城的关系

据《水经注》记载,西汉郁夷县平阳故城,就是秦宪公二年迁徒的平阳都邑,所以郁夷县位置的确定对于寻找平阳都邑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宝鸡县宁王遗址新发现的“郁夷”文字瓦当和遗址的具体情况,对西汉郁夷县故城的位置、范围,其与郁夷县平阳故城的关系,及秦之平阳都邑的位置等作以初步的探讨。